解密光绪心得体会，精选3篇

光绪之死：悲情天子的挣扎与陨落,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岳麓书社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光绪之死》

徐琳玲 著

2020年11月 / 58.00元

ISBN：978-7-5538-1304-2

序

历史屏风上的一抹身影

在我很小的时候，曾从家中的18英寸彩电上看过一部老电影，片名叫《垂帘听政》。

片中，慈禧太后由非常有个性的女演员刘晓庆扮演，演咸丰帝的则是香港老牌演员梁家辉。再后来，我还看过一部由中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拍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其中慈禧依旧是刘晓庆扮演，而演李莲英的则是姜文。我肯定没记错，就是那个我们印象中又痞又蛮、浑身上下散发雄性荷尔蒙气息的姜文。片中，他用一种特别尖细而怪异的声调念着台词，整个紫禁城笼罩在一股病态、压抑的气氛里。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很像一部恐怖片！

再到后来，每次打开家中电视，必有“阿哥”“阿玛”“格格”“万岁爷”在闹腾着。但我那时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电影、美剧、英剧上去了。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了南方一家报业集团，在一份以人物报道见长的知名杂志工作至今。“百年家族”和“百年人物”是这份杂志经营多年的产品。作为文化线的记者，我是该系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我因此在几年里陆陆续续关注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杨度、蔡元培、陈独秀等一大批从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史料、相关研究专著，以及采访专家学者、名人之后，开始一点一滴重新构建起对晚清七十年和民国初年的粗略认识。所谓“重新构建”，当然是指区别于过往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那一些东西。

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国难到东南互保……当目光追随近代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那些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时，我总会碰到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一位是在近半个世纪里掌控大清帝国最高权力的女性——叶赫那拉氏，另一位则是清王朝第11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

这一对位于大清权力之巅的养母子，仿佛是历史舞台剧背景屏风上的人儿。相比叶赫那拉氏的浓烈刺目，清史上这位命运最悲情的皇帝更像是一抹淡漠、忧伤的影儿。

201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我们商量着该做些什么来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次最具悲情的维新变法运动。一位同事建议：怎么我们就从来没有关注过光绪帝呢？

还真是呢。我们相继报道过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却一直把光绪帝当作一个台词和戏份很少的“小配角”，从来没有真正留意过这位中国近代命运最富悲剧色彩的“囚徒天子”。而事实上，他才是百年前那次轰轰烈烈又底气不足的大事件的主持人，又是其失败后果的首要承受者，此后沦为“阶下囚”，被软禁十年。

当把视线聚焦于背景屏风上这一抹淡漠的身影，我被这个清秀、羸弱的年轻人所吸引，脑海中关于他的细节慢慢变得丰富而具体起来……

《光绪之死》的封面报道推出后，得到了出乎预料的反响。阅读点击量在数日内便达到十几万，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读者们留下的几百条大段大段的留言。本来，“百年系列”虽然是我们深耕多年的拳头产品，但因本身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性上就有一定阅读门槛，一篇质量上乘的人物报道常常只有两三万左右的阅读量。因此，它属于那一类用来打“品牌”的特稿作品，强调的不是流量，而是“叫好”——赢得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的认可。

此外，它的意外受欢迎，显然还违背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尽管我一再删削、一再控制字数，还是交出了一篇23000多字的长稿。聪明如你，一定明白通过手机屏幕阅读一篇两万多字的报道，是一件多么“反人性”的事儿。

这让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大众正在越来越成熟，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过去充满好奇，渴望能读到、也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接受更有深度和厚度的文字。而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新史料的发现和新研究范式引入，学术界在近现代史领域其实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写过往认知的突破性进展。

然而在与大众之间，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

在西方，面向大众的学术畅销书早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门类。我曾采访过《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他极擅长讲故事，是营造悬念的高手。蒙蒂菲奥里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了亲历历史，他在苏联解体后奔赴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做过多年独立撰稿的战地记者，和形形色色的政客、独裁者、军阀、战争贩子打过交道。

我还有幸采访过被誉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最杰出的作家”、瑞典历史学家皮特·恩格伦。他是瑞典学院院士，是一个更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为了触摸到当下真实历史，他曾在冷战期间“投笔从戎”，中东战争期间又以特派记者身份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朗做战争报道。他曾和我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经历过的内心的塌陷和向内紧缩感。所以，他对“历史合力”中非理性的部分——个体与群体的情感和心理暗流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悟。

他们都是拥有学者、作家、记者等多重身份的人——作为学院派历史学家，他们要求自己抵达当下重大事件的现场；作为记者，他们则要训练自己具有更长时段的思考分析能力；此外，他们对写作和叙事有着极高的要求。

很幸运，我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点小小的尝试。《光绪之死》发表后，岳麓书社的李郑龙先生联系到我，提出能否把这篇历史人物长稿充实成为一本小书。可以不受困于版面、放开手写，是每一个记者的梦想。

我终于可以把那些因篇幅而不得不删去的“宝贝”又捡回来了。此外，我又对史料做了进一步充实，并对史实做了更多查证、核实，对一些重要的晚清史料，从之前的“检索式阅读”切换到“整体阅读”。譬如，我把《翁同龢日记》的六卷本来来回回阅读了好多遍——那里有对光绪帝从幼年、少年到成年的第一手记录，以及对晚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的记录”。

这里特别要感谢茅海建、汤志钧、黄彰健等几位近代史学者对戊戌变法史实的考辨和“历史重建”。尤其是茅先生的研究，我很仔细地研读了他的考辨过程，佩服他从各种第一手资料，从掺杂了许多“水分”的材料里交叉、对比求证，以此逼近历史真相的功力。另外，我也参考了其他多位晚清史学者的研究，以及他们之间为还原真相进行的学术争论。

当还原那一段被当事人有意遮盖和歪曲的历史，使用经茅先生等学者考辨过的史实时，我心里很有一份踏实感。

以帝王、高层政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很容易“沦为”一部高层权力斗争史，但我意不在此。吸引我的，永远是历史中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内心的热望和恐惧、情感和疼痛、快乐与悲伤，以及他们的行动和选择。

当近距离打量这些处在历史洪流中的人物时，我发现很难用帝党/后党、保守派/维新派、进步/反动这一类简单的标签来概括、定义这些具体而鲜活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珍视和认为要持守的东西，这种立场和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局势的变迁、自我的认知、所处群体的利益和情感等发生改变。书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物，大概就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也是她的著名“绯闻对象”——荣禄。在很多小说、影视剧里，荣禄都被刻画成“大反派”，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人。

当和笔下的这些人物在一起时，我的心脏会跳动得很快，和他们一起悲一起喜，会为小载湉在书房读书时捣蛋、闹小性子的事会心一笑，会为恭亲王奕䜣暮年空洞漠然的眼神而痛心，也会对叶赫那拉氏这位复杂的权力女性不能不心生某种敬意和同情。

人性中复杂、高贵又渺小的部分，让我既叹息又着迷。这大概就是历史学者经常提到的“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和他/她保持一点距离，以免受情感牵引而失去判断力，就像我去采访报道某个当下的新闻人物一样。

非常感谢那些为后人留下一份私人记录的人。一个合格的非虚构作者会非常清楚一点——访谈、口述和私人笔记等信息并不完全可靠，常常让人有“历史罗生门”之感。但在这些口述和笔记里，透露着历史亲历者、旁观者们最真实的爱憎与性情。隔着时空，我感觉他们接受了我的采访，至于那些没法当面追问的内容，我会从字里行间去解读、辨析和体会。

同样，我要对悠长、厚重的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表达一份深深的敬意。如我这般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大概很少有机会去啃读正史（《史记》《汉书》除外）、历代“实录”。这一回，我却发现自己从《清史稿》和《清实录》中学到很多，并羞愧于过往对“正史”“官修史”有太多不明就里的偏见与傲慢。

在电脑前敲完书稿最后一个句号，正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2020年春节，同事和新闻同行们连续不断地在一线发来各种令人心碎的现场报道，微信上传播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真让人感慨万千。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笔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又会如何被叙述和解读呢？虽然我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的同行们所记录下的，会成为极有价值和分量的史料。

最后，虽然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病中的父亲。他是一位受患者爱戴的临床医生，职业生涯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肝炎、肺结核、霍乱等传染性疾病做斗争。他爱好文学，在我小时候，他经常给我们这些医院大院里的小屁孩讲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寻找蛛丝马迹，推理案情，揪出“真凶”。每次他在厨房里杀鸡剖鱼，都会顺便给我上一堂生物解剖课。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幼时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科教纪录片。

感谢父亲和母亲，把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栽种于我的心中。

2020年7月写于富春江畔

徐琳玲

内容简介

为何光绪帝遗骸中检测出巨量“砒霜”？光绪比慈禧早死一天，是历史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慈禧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操控政局的？她与恭亲王奕䜣之间是如何互相利用并最终反目？

年仅三岁，顺位较低的小光绪为何被慈禧指定为皇位继承人？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有怎样过人的政治智慧？

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搞的一场闹剧吗？慈禧太后果真是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吗？

光绪帝为何独宠珍妃，又为何因夫妻感情问题与慈禧产生矛盾，帝王家事又如何影响历史走向？

本书围绕光绪帝之死疑案，全面回顾了光绪帝一生：从他幼年获得储位，跟随朝臣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受慈禧指导处理朝政，进而亲政，开展百日维新；最终被困瀛台，抑郁而终。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光绪帝复杂多面的人生。

全书还依托奏章、日记、信件、皇帝朱批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还原了光绪帝和慈禧之间种种恩怨纠纷，光绪帝对百日维新的真实态度。全面展示了晚清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对朝政时局的种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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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第一章 考古破案

百年悬案

登基大典

第二章 慈禧攻略

懿贵人往事

四阿哥和六阿哥

肃顺的崛起

热河政变

破产的“同治”

第三章 少年天子

“统嗣”风波

失败的母亲

坐在龙椅上的少年

醇亲王的保全智慧

天子家事

第四章 迷雾中的“变政”和“政变”

从紫禁城到颐和园

大清王朝1894

迷雾重重的“百日维新”（上）

迷雾重重的“百日维新”（下）

张之洞在路上

第五章 十年囚徒

水牢囚鸟

华之乱（上）——庚子国难

华之乱（下）——两宫西狩

最后的“母子一心”

落日余晖

第六章 嫌疑人X的现身

作者简介

徐琳玲，资深媒体人，现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入行以来，涉猎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类专业报道，以问题意识深耕于思想、学术领域，乐此不疲，曾获中国传记文学（中短篇）优秀奖等专业奖。

身处生产易碎品的文化“快餐”行业，妄念于写出有深度和温度的人物作品。

书影

《光绪之死》，岳麓书社出版

清朝末年，天下纷乱难平。就在这风雨如晦的乱世之中，大清这艘原本富丽堂皇的大船似乎已经因为两百多年的航行而变得破破烂烂，几乎已经有沉没的危险。在这中危急存亡的关头，亟需舵手力挽狂澜。甚至要大刀阔斧的对整艘船进行改造、重建。然而，整个大清皇室却没有一个人有魄力、有担当，甚至于他们将权力交给了女流之辈——慈禧。

慈禧对于权力固然万分渴望，但是，她却对改造大清以及改善民生没有丝毫兴趣。她一生所作，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可以说，慈禧是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女人，对于权力的疯狂眷恋，使得她对于那些威胁到她的享乐生活的人，始终抱着最大的恶意。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由此，一度有传闻说，慈禧太后临死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下令毒死光绪！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因为光绪曾经一度力主变法，慈禧作为大清帝国的实际掌权人，始终反对变法。在弥留之际，她生怕光绪日后主政后会力行变法，因此才决定斩草除根。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时，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慈禧的死亡时间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但是，这种说法究竟是否真实？

今天我们就带给大家另外一种说法。

大清末年，朝政昏庸。能够从朝臣中脱颖而出的几乎都是汉人，为了制衡汉臣，慈禧对宗室成员进行了提拔，载涛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三岁的时候便被加封为大将军，年仅十二岁便进入皇宫效力，所以说，载涛这样深受重用的宗室肯定知道不少鲜为人知的秘辛。

今天的这篇文章采用的便是载涛的说法。

慈禧太后驾鹤西去的那年，载涛刚满十八岁。彼时的他并没有在慈禧的身边，同样他也没有亲眼看着光绪皇帝咽气。但是，他毕竟身处紫禁大内，对于当时的乱象深有体会。既然身在紫禁城中，那它肯定会知道一些旁人都不曾知道的见闻，我们不妨姑妄听之。

载涛并没有亲自聆听慈禧的遗言，他所知道的都是通过在场的大臣和太监们事后所转述的。但是，因为载涛为人持正，口碑也不错，所以，对于他的说辞，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据他所言，慈禧的确是个有政治手腕的女人，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臣子们无不折服。慈禧虽然有御下的本事，甚至于她也能够掌握朝局的变化。但是，她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对于“外事”，慈禧始终拎不清。事实上，慈禧太后从始至终都对外事不屑一顾，她认为只要管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外事虽然重要，但毕竟对国内影响不大。

然而，这种想法令她始终无法看清清末纷乱的国际形势，也没有意识到变法改革的重要性。

慈禧要强，有非常强的权力欲。因此她始终不愿意将权柄归还给光绪，一直监国。载涛说：慈禧死前非常关心光绪的身体，甚至，她在弥留之际还一个劲在询问光绪的情况，直到他听到光绪已经衰弱到无法用药以后才放下了心。然而，即使这样，载涛也不认为慈禧最终毒杀了自己的养子。

他认为，慈禧虽然心狠手辣，可是对光绪还是有感情的，光绪毕竟是他的养子，两个人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后来光绪病重，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对皇帝痛下杀手，而且，当时想要杀死皇帝的人有很多。

由于时代久远，线索全段，取证困难，我们只有从这三方面试着分析一下，谁最恨光绪，光绪最恨谁；光绪一旦复位，谁损失最大，谁最得利；谁有条件、有胆子杀了光绪。

比如说，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光绪之所以功败垂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袁世凯突然倒戈。所以说，如果慈禧去世，光绪继位以后肯定会翻旧账，说不定就会杀了袁世凯，所以，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其次，太监崔玉贵也对光绪又恨又怕，当年就是他杀死了珍妃，光绪对此始终念念不忘。

而且，就在光绪病重期间，崔玉贵不止一次去过御药局，所以说，他也有可能向光绪的投毒。毕竟光绪继位，他的小命很难保得住。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光绪失去了慈禧控制以后彻底掌权，绝对会力行变法，顺带还会收拾掉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崔玉贵怀着这样的念头去投毒也符合逻辑。

载涛分析，有可能就是这些人偷偷对光绪痛下杀手。慈禧不过是听取胜利消息的人罢了，真正的实施者应该并不是她。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当年，皇宫里面各种钩心斗角，就算她身处其中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局势。当然，载涛的说法也不可全信，读者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

“2020年的高考实在是历史性的一届！”

这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在7月举行的全国高考。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这届考生经历了线上教学、高考延期，以及极端天气的“挑战”，但如今胜利在望。迄今，全国超半数省份的高考已经结束，还有一半省份的考生即将迎来寒窗十余年来的最大“解放”。

一个“苦”字，恐怕可以概括历来关于考试的记录。古人的考试条件极差，考试如同鬼门关走一遭。从古代科举，到现代高考，经历周期长达数十年，从来不易。即便在当下，高压之下的精神之苦仍是考试的必由之路。

在一份民国时期清华的考卷中，一位学生在试卷下面这样写道：“我上定清华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些错误，你们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满分了。”

面对考试，这样的自信和凛然不是谁都有。老舍先生说：“考而不死是为神”，又戏谑“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不过，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教育结果的检验和人才的选拔，就需要考试。

在今天的文章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宏超为我们梳理了科举以来的种种考试趣闻：考场历险记、作弊中的魔道斗法、考官的酸甜苦辣、考试的是与非……考而不死，一定会有大学的老师们及未知的难题在前面等着打击你。而落第者，也应该积极面对未来的路，锻就良好心态。愿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撰文 | 王宏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我当年博士毕业后，特地和几位同学去喝酒庆祝了一番。老舍先生说：“考而不死是为神”，读过博士，算是经历过了学历教育中的所有考试。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比较中西学制时说，中国的进士“相当于我们的博士学位”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而《儒林外史》中的浦墨卿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这么说来，读书至博士毕业，就真的算是“了局”了。二十几年寒窗，而今有了“封神”的资格，怎能不让人自豪一番：

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生。（老舍：《考而不死是为神》，《论语》第44期，1934年7月1日）

我虽“考而不死”，但对“转生”、“成神”倒是没什么感觉，而是对老舍先生另一句话心有戚戚焉：“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

（老舍《考而不死是为神》）

考试尽管或有喜剧的结局，但其过程常是惊心动魄，让人心有余悸。

1 考场历险记

历来关于考试的记录，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苦。首先是读书之苦，且不说民间所熟知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表率，古代还流行有凿壁借光、囊萤映雪之类的故事。《晋书·车胤传》曰：东晋车胤幼时“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以萤火虫照明或用雪映照发光来读书，除了说明家贫之外，亦可见读书过程之艰苦。

北宋诗人晁冲之有诗曰：“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彻夜苦读，烦闷无比，穷书生们在漫漫长夜读书之余，就编一些鬼狐故事打发苦日子

（康笑菲著，姚政志译：《说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女狐、女鬼故事盛行，大概就与书生们枯寂烦闷的读书生活有关。

其次是考试过程之苦。如今学校基础设施较之以前好了很多，就算学校条件稍差的，考场也尽量选择条件最好的教室，几能比肩领导们的办公室，考试过程总不至于太艰苦。而古人考试的条件很差，考试如同鬼门关走一遭，当场考死的真不在少数。

古代考场有多种称呼，如贡院、试院、科场、矮屋等，还有一个名字叫棘闱。“棘闱”本是楚国一个小地名，但后来为防止科场内外串通，乃用荆棘围护起来，后渐成为科场的别称，棘闱也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意象。

（张延昭著：《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关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

（《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

如北京贡院，有号房57排，9064间，每排用《千字文》一字为名。每间号房高约六尺，深四尺，宽三尺。东西墙体留有数个砖缝，中间可以放置木板，白天把木板上下、左右错开放置，上面为桌子，下面为凳子。晚上把木板都移到下层，并在一起，作为卧榻。

西德尼·D.甘Sidney David Gamble）1919年在南京所拍摄的江南贡院，规模巨大。

考试当日，考生黎明点名，解发脱衣，进行搜检。携带笔墨、卧具、蜡烛、食物等进入号房，考试、吃饭、睡觉都在此局促狭小的空间。号房条件极差，且看时人的描述：

尘封急欲寻笤帚，瓦漏还须盖网油。

敲紧竹钉排雁翅，浓熏艾把避蜒蚰。

粉墙靠背衣裳白，脚板悬空露水稠。

梦扰不宁听鼻息，夜深假寐数更筹。

若逢久雨泥相伴，偶遇狂风烛易流。

时暖那堪添黝闷，阴寒何处觅衾稠。

传题静候鸡三唱，待旦还看月一钩。

（《浙江乡闱诗》，见清代缪艮编《梦笔生花文章游戏》，第二编卷三，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

以往的考试不像今日这般要固定好座位，所以在考前占据一个好位置很重要。考生为了能在号舍内找到一个好位置，在允许进场时，“突入” 棘围，入场因需携带着各种生活和考试用具，可以想见，那种情形，宛如灾难大片中洪水来临前抢着挤最后一艘船一般。所以考试的恐怖剧在开考之初就进入了高潮：

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馀雪飞，单席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唐]舒元舆：《上论贡士书》，《全唐文》卷七二七）

考场局促，士子进入后拥挤不堪，竟至会发生踩踏，伤人命的事件。1253年南宋临安科考时，考场内“蹂践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试亦伤一人。”

（《湖海新闻》，转自张延昭著：《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8页）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8年在开封所拍摄的河南贡院号舍，当时残存号舍10009间。

历来考场秩序难以维持，所以官府常会派兵来维护秩序，民国时期也不例外：

会考一点不稀奇，奇的是太重视我们这般毛学生，考场中居然派有数十名带大刀挂步枪的哥儿们助威，名叫什么保护！

（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社会局长亲临参观，据某同学云其文思即为一声“立正”而停止。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乡试多在农历八月，故称“秋闱”，八月天气尚热，中暑得病经常有之。厕所就在每排号房尾部，酷热之中，加上臭气熏天，对于临近厕所的考生

（临近厕所的号房被称为“臭号”）

其遭遇可以想见。光绪年间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就不幸分到了“臭号”：

一号之中，分数十间，一间坐一考生，极底则为厕所。坐近厕所者，谓之“臭号”，第一场犹可，第二场则秽气远播，实不可耐，以考生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厕中也。余丁酉科二场，坐臭号，天气郁蒸，竟至发病。曳白[即白卷——引者注]而出。又有与炊爨之地相对者，臼“火号”，烟熏火炙，亦不可耐。

（《科场回忆录》，转自郭齐家著：《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6页）

或有人会建议把厕所修建得远一点，这实在是小瞧了作困兽斗的考生们的聪明才智，就有人利用上厕所来作弊。吴敬梓《儒林外史》就讲到一件事：

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抡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看见，要采他过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

会试多在农历二月，故称“春闱”，这时天气尚冷，贡院为防考生作弊，往往规定衣饰简洁、携物简单，如须着单层鞋袜，毡毯无里子等，身穿薄衣单鞋，坐在号房里考试，其情形可想而知。明英宗天顺七年，因天气寒冷，巡逻的士兵生火取暖，引发火灾，号房的门是要锁上的，所以考生无法逃脱，竟有九十余人被烧死。穷酸书生在此寒冷之所，蜷缩数日，能捡回一条命，就算是走好运了，哪还管什么考中考不中。

号房中的考生。

科场确乎不是什么好的所在，条件较之今日，何啻千里之遥。考场条件差，有时候竟然还喝不到水，口渴难耐，只能喝墨水了：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徹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

（[宋]范镇撰，汝沛点校：《东斋记事》，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难怪说读书人肚子里都有几滴墨水。

在学生休息处的草棚中——大似南京茶馆。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穷书生也有幸运的时候，雍正元年皇帝登基，诏开恩科，皇帝特意交待：

今年殿试，天气已寒，诸贡士着在太和殿内两旁对策，再传谕总管太监，多置火炉，使殿内和暖，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

（《皇朝通考》卷四九）

看来皇帝最懂文人，拉拢时添把火就能让历尽冰冷考场的士子感激涕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历代在艰苦环境中苦读的穷学生，多会以此作为精神的支撑和日后发达后的实际追求。相传此诗为宋真宗所作，这种鼓励算得上简单粗暴，但皇帝洵非凡物，深知如何网罗人才，这种鼓励其实最见效果。只是一些固守清高的书生对此喋喋不休：

“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皆骄佚淫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者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明]高拱撰：《本语》，见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中华书局，1993年，第60页）

荆棘围护考场，终于不用担心仇敌打将进来，影响考试，但也难保考场内没有嫉妒的对手来干扰你：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试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誊真之笔，悉嚼去其颖。明日抽用已尽秃，大惊。取起草者姑代，则湿滥如帚；乞诸邻，又皆坚拒。恸哭，欲弃卷出。

（[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因为要连续考试数日，有人难耐寂寞，会携带一些消遣用具。有些考生竟会带着锣鼓入场，白天考试，晚上则锣鼓喧天。同治年间顺天乡试时，

文场比戏场无杂乱，丝竹金革，即大锣大鼓亦有携带入场者。月明之下，登屋高呼，各招其旧相识，无论东西场号舍远近，闻声响应，栅门尽行踏坏。各携所带来乐器，群分类聚，西班南班，纷然开场。多于号舍顶上作会所，唱有远胜于优伶者。到恰好处，直有多人叫好，齐声呼喝，屋瓦皆震。策艺虽未完卷，只得将笔墨收拾，俟明日再作。甫黎明，场门即大开，交卷者异常拥挤，甚有去至公堂尚远，忙不及待，以卷裹砖石遥掷之者。盖缘每乡试，人辄逾万，大小公馆恶少多以监生下场，平日并不读书，徒趁热闹而已。其真正应试者，亦混其中，好丑莫辨也。

（徐一士著，张继红点校：《近代笔记过眼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46页）

哪怕是顺利完成了考试，交了考卷，考生的考场历险也难说结束。比如说，你的试卷会在你眼前莫名消失：

范春，会稽人，有文学。嘉靖己卯场中，誊真完毕，手试卷自校，得意甚，谓可取解元。忽飙风骤攫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笔墨，叹息而出。

（[明]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清代考场亦有一例奇事：

辛卯正科，江南场中状元新号，有某旗生于誊正首艺后，不知如何，将杯中之茶泼翻卷上，一时惊慌失措，遂将卷子晒诸矮屋之上，适一鹰振翅而过，摄至空中，几如纸鸢之临空飞舞，既而四五鹰互相争夺，将卷撕破。

（转自张延昭著：《人在棘闱》，第234页）

真难以用正常逻辑来解释了。

考试痛苦，因考而死并非天方夜谭，中国如此，西方亦然。1751年，一位叫闞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

的人参加考试，事后回忆说：

考试延期那样的好事，我是从来也轮不到的。我就像一个被选中的靶子，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忍受着无休无止的问答。好容易撑到考试结束，我马上赶回家，面如死灰，把父母给吓坏了。之后我就得了风湿热病，整整六个月命悬一线。

（[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著，徐震宇译：《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8页）

考试中要承受的最大痛苦乃是精神之苦。古代科举，现代高考，其周期历经十数年，让人的精神长时间处于高度压力之下，就此意义来说，“考而不死是为神”也是对的。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说：

考试劳碌过甚，必易于头昏目眩；得失之念过重，必易于神经错乱，由是梦也，狐也，鬼也，幻象也，冤家也，以致种种迷信，种种无稽之谈，皆从之而起，而安身立命之说，亦从之而生。

（邓嗣禹著：《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269页）

明清时期扶乩流行，原因之一就是读书人在考前扶乩问考题，有关记载史不绝书，也不断有人声称问试题成功：

邓端若少时传得召紫姑咒，而所致皆仙女，喜作诗。绍兴甲子岁，科举将开之前，在家塾与数客会食，或请邀问试闱题目者，诵咒才毕，仙已至，乃尽诚叩之。答云：“经义赋论，吾悉知之，然天机严秘，不容轻泄，姑为预言省诗题，慰诸君意。”于是大书“秋风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

（《夷坚志》(卷四十三)）

扶乩问题目就如时下许多学生会在高考前去寺庙烧香拜佛，这既是心理压力的体现，也是对心理压力的疏导。精神压力越大，中第后的喜悦就越大，唐诗人孟郊《登科后》一诗写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最为形象的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由喜而疯的经典描写。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落第者的精神亦会遭受巨大的刺激。据说有八十多岁的老秀才命丧考场，也有像孔乙己这般困顿而终的。

关于读书人应考过程之艰难、困顿和失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七种比喻，至为精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入，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聊斋志异·王子安》）

入闱似丐、唱名似囚、归号舍似秋末之冷蜂、出场似出笼之病鸟、望报似被絷之猱、失意似饵毒之蝇、重试似破卵之鸠，读书人应试过程中的所有窘状尽在于此了。

2 作弊中的魔道斗法

考试管理中，最难的是防止作弊。自从出现考试，作弊也就开始了，魔道斗法，历经数千年。作弊之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而防治措施也与时更新。

《宋史·选举志》称“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而最为流行的是怀挟文字，即带小抄。有人专门抄写小抄，以此获利，也有更为专业的，冒充考生进入考场，怀挟文字出售于人。欧阳修曾说：

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二三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请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式，则他人代作。事不败，则赖其怀挟，共相传授。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既本非应举之人，虽败，别无刑责，而坐获厚利。

(《欧阳文忠公集》卷百十一)

认明商标，恕不致误——监试人对照片。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作弊的花样常会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逻辑与时俱进，比如夹带“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裈裤中者，丧心无耻，至于此极。”

（《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

所以也无怪乎会出现许多变态的搜查程序了。

古人用于作弊的衬衣。

民国时期有学生有一个绝佳的发明，把信息写于铅笔上，真是天才：

一生将几何物理方程式，皆刻于所用之铅笔上，惟留向外一面无字，监试者未及察觉，亦可谓挖空心思也。

（恺翁：《首都大学考试，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报》，1947年6月24日）

还有女生把题目抄在大腿上，让男老师徒呼奈何：

（女学生）

暑期大考之际，其预抄之暗记，竟多写于大腿之上。迩来男女大中学生，皆着短裤，男教授更不能检查女生之玉腿，明知其弊，只得眼开眼闭。

（恺翁：《首都大学考试，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报》，1947年6月24日）

学校里的考试，学生们为了抢占便于作弊的好座位，也是费尽心思：

在大学里，几个有远见的学生便在考试以前预先选择地位隐僻的座位，以便考试之用。为避免被他人抢去起见，于是写一个字条贴在择定的座位上，字条上所写的无非是某某于某日某时在此考试，他人不得擅坐等等。这种手续有的在考期前一天办妥，有的简直在考期前一月早已办妥。他们选择座位之用心，真不亚于替他们已故父母择坟穴的风水。若那只位子的风水实在好不过，那末便有许多同样的字条贴在上面。只要考试的时间不冲突，那只位子的许多占据者之间不致发生惨剧。不过有时不讲理的同学看上了那只座位，不管已否有人占定，干脆贴上一张大字条，把许多已在的小字条全盖没了。这样，一幕全武行便难免了。不过这还未算达到争座位之技术的顶点，因为有的学生如果看中了那只座位的话，如果他是绝顶聪明的，他便不客气地把所有大小字条都扯了，而在座位上用刀刻上与字条上同样的字句，这样便比较稳固了。

（浑家：《论考试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风》，1935年第5期）

方泂作：《高考一瞥》，《时代漫画》，第29期，1936年8月。

防止作弊的措施也是与时更新，如清代的考场纪律，除了一般性的规定外，还增加了不少条件：

帽用单毡，袍褂衣裤俱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裹，砚台不得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用锡，单盘空柱，糕饼食物各切开……考篮或竹或柳，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毋许携带坐褥。

（《大清会典》卷三三)

但就“糕饼食物各切开”一条，即能看出，政策的制定者是需要极具想象力的。

但有时，学生作弊的手段并不高，监考者却不能分辨出来。有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就把学生的夹带看作是草稿，这位教授实在是一位坚信人本善的道德君子：

国立浙大教授潘渊博士，早岁留学英国，得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头衔，并为英国皇家学会之会员。年逾五十，老态龙钟。教法十分守旧，考试非默写讲义不可。一字无误，准得一百分，错一字，扣一分。即“之乎者也”等语助辞，亦不能例外。学生等咸知其脾气，且又觉其眼睛近视可欺，平日上课，听讲者寥寥，一待考试，即抄夹带。某次考期，潘博士把命题范围，告知学生。某生在考试时，把夹带抄好，一上课，即置夹带于试卷下，照样誊写一遍，自然一字无误。甫誊毕，下课铃响。某生心一急，把夹带与卷一并交上。课后始知，连叫糟糕。适为同班之潘博士之女公子听到。[请她]先去父室，为其取出，事成，某生请客。潘公子欣然往取，不料乃父方批阅某生试卷。女公子知已无能为力，遂怏怏退出。某生干急不已，一夜无眠。翌日，潘博士发还试卷，莞尔语同学曰：“你们班里某君，做事实在仔细，考心理，亦起草稿，字迹清秀，无一错误，故得一百分。我教书数十年，从未遇如此好学生。”某君闻言，犹将信将疑，然学期结束，某君心理学成绩，果然最好。作弊遇如此，可称奇矣。

（柳郎：《作弊遇奇》，《东南风》，1946年，第13期）

为防止考生舞弊，考前的检查历来都非常严苛。除了一般性的搜查随身携带物品、搜身之外，有时还会搜头发、裸体搜身，甚或挖耳朵、挖鼻孔来搜检。许多士人对这些有伤自尊的侮辱性做法大为不满，但抗议也常无济于事。

作弊多是因为平时不努力，无奈之下去冒风险。有段文字把考场上的学生写得活灵活现：

小陈的白纸，仍然是那样的洁白，虽然有几个蚯蚓的小字，可是那是从黑板上抄下来的。这时他的脸上，满布了一些愁容，先生又要收卷子了！正在大家纷乱之际，他把眼睛直直地射在邻座的同学的卷纸上，很兴奋地看了一眼。咳！谁知道运气不幸得很，又遇见同难的朋友，原来也是一样的白纸！于是他又转秋波改换方向，看见人家几行小字，自己又喜又惊地抄了几句。嘿！时光流水，无情的上课钟又敲着……先生再不能等了，于是叫着：“交卷！交卷！快交上来吧！”隔未一分钟，先生一溜烟地离开了教室。这位孤独的人儿，把两手放在脸下……

尽管现在做了老师，经常扮演“神气的”监考官，但看到这段文字，还是直冒冷汗。对了，这篇文章名为《试堂——平日不用功，考时叫老兄，老兄……》

（1939）

。

也有冒险失败，一时冲动而自杀的：

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真是一个老实的人，平时沉默寡言，读书也用功，只是家境不太好，营养不良，身体也坏，常常生病，常常脱课，又神经衰弱，记忆力不强，所以功课不大好。他父亲又迫得他很凶，若有一门不及格，就要不准他继续入学。在这样的功课与家庭一方面的交迫下，他铤而走险，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偷看书）。不巧，正给监考先生查到，一顿大菜，一张布告，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回到家里，他怕他父亲的责骂，在他父亲知道这消息之前，就吞了一瓶来沙而——就此永别了这冷酷的世界。

（《揩油与作弊》，《海沫》，1941年第2卷第7-8期）

考试作弊而酿成悲剧的事例不少：

学生江某日前考试英文，私看夹带，为教员察出。江生自觉无颜见人，次日投江身死。遗书同学，略谓仆素以忠直自负，今一念之差乃至于是，不如一死以明此身云。呜呼苦矣。

（《南京学生自杀：考试作弊遂轻生》，《时报》，1912年12月27日）

华君武作：《学校生活》（之一），《时代漫画》，第23期，1935年11月。

对于学生考场作弊，也并非所有人都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至少有些人由作弊去反思作弊背后的原因。民国时有一群刚成为老师的青年人，怀着“同情之理解”，分析了学生作弊的七大原因：

1、要多得分数——学生要凭分数拿文凭，定升级或留级，教师们也多由于传统的观念，以为分数多的是好学生，因之，同学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赢得分数；

2、规定课本的关系——这是整个的中国教育制度的缺点，因为本国教材的缺少，所以多用舶来品，不论它是否对同学们适合，他们是否了解。所以在明瞭内容之前，还得精通外国语文。于是使得一些根基稍差的，或平时喜欢动的同学很难完全接受。考书的时候就要来个“翻版”或“腾清”；

3、教师们态度的关系——教师态度太严肃了，同学只知道恐惧而不敢去接近，于是师生没有感情上的联系，学生也不敢发问题，永久的马虎过去，最基本的不能明瞭，再到深奥些的自然更无法应付了！自己也许不愿意作弊，可是也不得不作弊来衍敷过去；

4、家庭环境关系使同学无复习的时候；

5、题目太难，使他们缺乏自信心，以致要看别人的，或书翻来对照；

6、平时喜欢玩的同学——“平时不读书，考试叫老兄；老兄并不理，气的干咬笔。”

7、自己不知作弊的害处。

（《关于考试作弊问题》，《联声》，1939年第2卷第3期）

基于这种同情，有很多人发起了“考试作弊是不是不道德”这类的讨论：

我以为考试作弊不仅不是个道德的问题，简直可以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个严重的教育制度的问题，是个从皇帝以下的秀才、状元直到现在这种会考、抽考、毕业考、入学考、大考、小考……的考试办法的问题。

（静珍：《考试作弊是不是不道德的？》，《联声》，1940年第2卷第10期）

考试作弊，自不必为其辩护，但由此而反思考试的方法和制度，也确乎是必要的。

相比于考场作弊和请人抬高分数等舞弊方式，最令人痛恨的是顶替。前者对别人的伤害相对较小，但后者直接就偷走了他人的人生。顶替的方法，除了像某省直接顶替别人名额外，还有就是替换别人的试卷：

（某个学生）同学们正在用劲地做考卷时，他却异想天开地希图另辟蹊径：他态度自若，不动声色地观察四周，看看有无新奇的作弊方法可施。结果，他发现有一位女同学坐在他的隔壁。她姓陈，他亦姓陈。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只是静静地等，等她做完考卷，预备缴上去时，便偷偷地请求她慢点儿缴，暂且借给他一看。女同学是最重面子的，在盛意难却的形势之下，只得把考卷借了给他。他可不客气了，悄悄的用橡皮把她的考卷上的陈某某的某某二字揩去，而把他自己的大名写了上去，转瞬间已将她的卷子视为己有地缴给了监考先生！

（浑家：《论考试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风》，1935年第5期）

我不知道这位姓陈的女生是否叫陈春秀，只知道她们的人生自此就完全被偷走了。

近来北方某省出现数百起高考顶替事件，农寒子弟，以考试作为唯一的希望，社会流动之“阶梯”，此事令人不由哀叹，较之古代对科场案的处置，今日的“处理”几乎不痛不痒。

作弊之人多数时候是得不到惩罚，反而是处处受益的，在一篇署名八牛公所写的《新乐府·考试作弊》中，把这种情形描述得很透彻：

考绩肇三代，此法本至公。何意降末世，人心渐不忠。

都市纨绔子，偷惰术偏工。并座呼派司，袖里藏考贝。

屈指打电报，鬼脸学哈代。教师怕多事，逡巡装聋瞆。

揭榜列优等，洋洋誇狡狯。问彼果何学，局促瞠目对。

数年告毕业，混沌入社会。展其狡狯心，居然亦显贵。

可怜苦学生，没没气灰颓。叹息重叹息，幽愤深如海。

（八牛公：《新乐府：考试作弊》，《工商生活》，1941年第4期）

3 考官的酸甜苦辣

考试中另一个主角是老师和考官。在科考时，考官地位显赫，倍享尊荣，他们出场时，场面煊赫浩大，沿途万头攒动，观者如堵。考官往往乘坐四面敞开的八抬“显轿”，此轿上有“大椅一张，蒙以虎皮，前有踏板，上置两木狮以托足，八人舁之，其抬杠皆以彩绸包裹。后面一人持日罩罩头上。”

（华学澜撰：《辛丑日记》，王力点校：《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第三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

极尽奢华和排场。

但细心的看官也会发现，在豪奢的显轿背后，还有一物：

最妙为轿后随抬盒一具，载腰斩所用之铡，亦即清廷对主考犯科场大罪之刑具。此种刑具，闽省科场案，曾一用之。主试者被腰斩为两截，心未死，伏地以舌书三大“惨”字而毙。

（刘成禹著，蒋弘点校：《世载堂杂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考官出题，虽有掌握众人前途的虚荣感，但也要承担很大风险，若题目出的有问题，挨板子、受罚自然也就免不了了。出题要兼顾的方面很多，如要传达圣训，但又不能过分迎合拍马，让考生们形成揣摩上意的习气：

考官出题，择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致启揣摩宿构之弊。

（《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六）

考官之苦还在于考试之后评阅试卷。大量考卷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批改完毕，而且要做到“公平公正”，这谈何容易。南宋张扩《读试卷有感》曰：

巧语互一律，纷然如铦锋。挥笔余万言，积案成千重。

谁令缪悠子，持衡居其中。两目病且昏，不辨牛马踪。

而使视试文，岂能分雌雄。往时心力强，眼明耳犹聪。

本欲藉科举，脱此文字攻。一朝反自缚，身随蠹书虫。

负郭有田园，犹存荒菊丛。频年粳稻熟，酒贱尊不空。

胡不驾柴车，远揖陶令风。作诗请伯氏，林下相追从。

黄嘉音作：《试场鸟瞰》，《时代漫画》，第1期，1934年1月。

本想通过科考，让自己摆脱应试文字的缠绕，谁料成为考官后，文字竟带来了更大的折磨。如此情况下，也实在难以做到完全的公正。柳宗元谈到阅读试卷时的体会：

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

（《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以，考场之中，考生考得苦，考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任务重、压力大、条件差，有的考官竟至活活累死在考场。明嘉靖时期翰林学士张潮做主考官，“入贡院，三场毕，以病死，舆尸出。”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

实在是惨。

考试制度一直在不断的演变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渐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几乎全民动员，提供便利，学校还会找来心理师调适学生心理，就连一向严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装作与学生打成一片，这都是为了让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往的历史中，学生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常遭遇以吓唬、折磨学生为乐的考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就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认恐吓、羞辱应试者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这样做无非是以牺牲应试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这里，人性当中的专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来。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张弛等译：《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学家曾对考官有这样的要求：

考试应当难度适中、仁慈、温和。考官不应该使候选人产生不安和恐惧心理。试题既不能死缠细枝末节，也不可大而无当。考试中应竭力避免引起愤怒、仇恨、憎恶、嫉妒、严厉以及其他类似的情绪。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倒是无关紧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习惯即可。

并特别强调：“候选人不应该在半夜被叫醒起来参加考试”。

（《象牙塔的变迁》，第113-114页）

当然，并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变态，为学生着想者也不在少数。钱穆先生批试卷，批改完毕，“忽学生来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此前钱先生不知此规定，为了不让学生不及格，“遂至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告余，学校无此前例。”经过复杂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无退学者。”

（钱穆著：《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149页）

也有考生在考试中以示弱来换取老师的同情。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

有女生在英文试卷后面写了一封恳切的信：说“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怜我是一位弱女子，你们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条路。”上欸是“亲爱的教授们”，吴雨僧第一个发现“亲爱”两字，对该生表无限同情，他说：“假使我是校长，我一定取她”，但是因为不是校长，要想当“亲爱的教授”，也爱莫能助，只好给她一双蛋以作慰劳云云。

（《考卷的奇妙答案》，《清华暑期周刊》，第五期。）

泡尔生说：“应试者的无助也会起到保护他本人的作用”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55页）

这样的表达果然引起了吴宓先生的同情，但穷酸教授其实并不比穷酸学生更有能耐，实在是也帮不上什么忙。

有一份1639年维滕堡大学艺文和哲学系硕士生入学面试考场记录，该候选人在笔试中竟没有提交笔试试卷，大概是该校求贤若渴

（也或是根本也没什么学生来考试，因为该生并没有展示出什么突出的才华）

，就安排了对他进行口试。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位候选人对大多数提问都报以空洞的学院技巧：沉默是金。身为这间屋子里地位最卑微的人，候选人以说话最少充分实现了考试的仪式性与等级性。最后，面对这位候选人的沉默与无知，前两位教授只好循循善诱，甚至干脆暗示答案。”

（《象牙塔的变迁》，第116页）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该生表现“非常糟糕”，但最终的结果令人匪夷所思，考官竟然还是决定给他及格，理由之一是“考官们一致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勤勉。”可怜天下老师心！

也有老师因为考试而倒霉的。何兆武先生提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次数学考试中：

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

（何兆武口述，文靖译：《上学记》（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

监试者多是公务员，服装在两个极端，各极其态。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老师和考官难做，还因为经常有学生给老师出难题。民国时期清华大学考试时：

某本英文试卷上面，是清一色的法文信一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说自己不大会英文，但法文很那个，希望考入后有一补习的机会。

（《考卷的奇妙答案》）

有考生在试卷上向考官逗乐子，清华某考生在算学试卷后面仿流行歌曲“桃花江”作曲一首，词曰：

我听见人家说，

清华今年考生多，

女生四五百，

不及男生多。

妙处不止此，在这后面紧跟着的是恭恭正正的楷书：

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喽，我算不出来啦！

（《考卷的奇妙答案》）

我实在好奇，不知道这位学生后来的成绩如何。

4 考试的是与非

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教育结果的检验和人才的选拔，就需要考试。中国人喜欢溯源，更喜欢把源头追溯到中国，考试制度大概确实是中国为最早，西方的笔试制度的完善差不多要到十八世纪之后。

（《象牙塔的变迁》，第156页）

有人说，西方的考试制度，或受中国的影响，孙中山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五权宪法》）

1868年5月波士顿市在招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时，爱麦生

（Emerson）

谈到要借鉴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

（《中国考试制度史》，第327页）

在这种似褒实贬的说法中，着实也体现了中国科举的独特性。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家，多以人文、民主之特征赞誉中国，他们提到的主要例子之一就是科举。

中国的科举源自隋朝，最初是为了抑制门阀贵族的力量，让平民子弟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何炳棣先生有一本书研究科举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书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中译本为《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

科举确实可算是寒门弟子的“成功阶梯”。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专门提到了科举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科举让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争先向上的风气：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公子，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傥肄业之时，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不拘富贫，皆垂首丧气，无面见人。非若现今学校，毕业与否，不甚紧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

而科举停废之后，社会学习风气大变：

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瞰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人。强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67页）

但考试制度也有许多弊端，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让学生过于专注于考试的技能，而非知识本身。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把人弄成机器。

——“其方法是什么？”

——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

（[德]尼采著，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学业的“成功”，似乎是首先要变成“机器”，即“考试的机器”。考试后果是“以牺牲优秀人才为代价来促进一般和中间水平的人的发展，造成了独立判断的缺失，夸大了纯粹机械知识的价值。”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48页）

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的场景。

在一幅体现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场景的图片上，一位博士候选人正在结束教授们的质询：“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

（Ist der Herr auch ein Wolffianer?）

当时沃尔夫被朗格

（Joachim Lange）

和敬虔派

（Pietist）

陷害，被判为异端。这位博士候选人义正辞严地作答：“打倒沃尔夫！朗格万岁！”

（Pereat Wolff Vivat Lange）

。但后面在答辩后的庆祝时，他口中的话变作：“沃尔夫万岁！打倒朗格！”

（Vicat Wolff Pereat Lange）

（《象牙塔的变迁》，第108-111页）

他们抽着烟、喝着酒，在他们身上，真正的知识和考试的技巧分离了。

考试制度大概是所有不好的制度中较好的那种，所以既难以一下子取而代之以其他办法，也不能过分强调考试的结果。考试结果被简单设定为“成功”与“失败”，相应的也会有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俾斯麦曾说过一句颇有些道理的话：

考试将成为我们的祸根。大部分通过考试的人非常疲惫因而不能进行任何创新，对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最为糟糕的是，他们因为顺利通过了这些考试而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49-350页）

考而不死亦非神。考而不死，一定会有大学的老师们及未知的难题在前面等着打击你。而落第者，也应该积极面对未来的路，锻就良好心态。且看另一份民国时期清华的考卷，有一位学生在试卷下面这样写道：

我上定清华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些错误，你们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满分了。

（《考卷的奇妙答案》）

我要是有做考官的机会，就直接把这位学生录取了。

（作者附记：本文第一稿作于2019年6月8日，刊发于《探索与争鸣》公共号，本文以之为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扩充和修改。）

撰文丨王宏超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