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旧事心得体会，最新合集

专访：感恩鄂西大山,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曹宗国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专访《巴山旧事》作者曹宗国先生

小编 潇湘公主

曹宗国先生简介：原任职于宜昌地委宣传部，调任宜昌市三峡电视台台长，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善写评论，曾经发表过多篇评论见诸于国内各大媒体、报刊、网络。代表作有《巴山旧事》《中国梦·三峡》等。特别是《巴山旧事》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

我看了小说《巴山旧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里有很多疑问，估计有很多读者、网友都和我一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于是我提出要对小说的作者曹宗国老先生进行一次专访，他老人家答应了。这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是网友与网友之间的交流，这更是一位老人与其粉丝的对话。

潇湘公主：我总觉得网络这是年轻人的事，像您这样的老人，怎么会想到参加网络小说的写作呢？

曹先生：我是一位老新闻宣传工作者，过去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之所以退休以后要选择在网络上写作，老实说，这跟写作目的有关。我老来坚持写作，是想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想在艺术上有所独创，能搞出点好东西出来，自我欣赏、朋友欣赏，有人欣赏就是最大满足，别无他求。其实，真诚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要尽最大努力写得好一点，能不能出版是次要的。写的不好，出版了也没人看：写得好，用手抄也有人传，所以我写了就放在在网上，直接让人品评，接受社会的偶然性选择。当然，能被报刊上和出版社看中更好。应该说，网络确实为话语表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人人都有麦克”；也为写作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人人都晒文章。这是一个好事情，一个历史性进步，有利于百花齐放、繁荣文艺创作。网络文学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现在在网上写作的大多是青年人，也有一批我们这样的老网民。虚拟社会的网络作者也就是现实社会的作者，其实是一回事，作品也是一回事，只不过志趣各有不同。大家都行进在文学之路上，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我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网络写作，当然主要是写时评和文化批评，但十年前就以狮石堂主的网名在榕树下和新浪网上发表过《野人抢亲记》、《山花子》、《割熊掌的人》、《一个人和一只猴子》等多篇具有悬疑惊悚色彩的中短篇网络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巴山旧事》是经过十年慢慢磨出来的。

潇湘公主：那么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除了载体的不同，您觉得还应该注意哪些呢？

曹先生：网络小说因为载体的不同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文字容量大、发布程序比较直接，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等等，但在文学内涵上和传统文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新的文学流派。

潇湘公主：那么您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创作这部小说呢？

曹先生：我在职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没搞出什么名堂，但我对工人农民、对穷苦百姓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不仅因为我自己出身农民家庭，更因为我对社会的认识。我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土家民族的历史，还找许多老同志和来自鄂西山区的农民工交谈过。他们认为，共产党搞革命靠的是工人农民，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用工人农民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们夺取政权靠的是工人农民拼命牺牲，保家卫国靠的是工农子弟到朝鲜去打仗，计划经济时苦的是工人农民，改革开放是工人农民忍受了“阵痛”，现在经济强国也是靠工人农民劳动出来的，工人农民作出的牺牲贡献真是太大了！这些话让我感到很震动。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干部，但我的良心还是有的，我觉得我自己对不起他们，我良心上打不过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安慰他们，我只能拿起笔来为他们说话。所以我退休后要花费十年心血，写一部长篇小说来歌颂他们，向他们感恩。我写的《巴山旧事》就是描写土家族人民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在苦难中显示出的伟大，把他们比作鄂西大山一样崇高。我用尽自己的学识为他们歌唱，为他们哭泣，以此来表明我的心迹，也让后人看了知道历史真相。

潇湘公主：您完成这部作品历时十年间，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异常艰辛的，您也说过这是拼命，您就没有想过放弃吗？那又是什么使您坚持下来的呢？

曹先生：我家祖辈都是勤劳农民，我的曾祖父母当过叫花子，我祖父是鄂西盐道上的挑夫，我父亲是土改干部，60岁刚退休就病死了。我退下当调研员时母亲还在世，她看我不上班了，就说，人家60几岁还在耕田，你才53

岁就在家里玩？我没法回答，只好每天假装去上班，在公园里转半天回家吃饭。这样搞了几天，我感觉不是办法。确实，我们劳苦人民的后代不能忘本，只要能动就要劳动，总要多给社会和后人多留下点什么。从那时起，我就在广播局里要了一间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按时上班，慢慢学会了在电脑上打字、上网写作。后来母亲去世了，我才把她住的房间改为书房，名为“念母斋”，每天在家里“上班”写作。每当我写作感觉劳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母亲的眼睛在望着我，父母和祖辈先人的身影就在我的前面，催我继续笔耕。于是我坚持写下去，不管能不能写出什么名堂，只要跟他们一样，跟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一锄头一锄头不停地挖，一块砖一块砖不断地砌，勤劳终身，心里才感觉踏实。能不能评上奖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想做得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人民。

潇湘公主：在作品中有一些涉及民俗民风的，比如说美女裸浴、山间野合、裸退巫师的部分，您在写作时，没想过利用这些提高看点吗？

曹先生：这可不是看点问题，而是艺术的需要。不是节外生枝，不是故意卖弄，不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现实主义是严肃的，认真的。

潇湘公主：在作品中田旻如的发妻，只有寥寥数笔，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田旻如得意之时，对其百般冷淡，但到他生命的最后，只有她舍弃生命，去陪伴他。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曹先生：我对小说中土家汉子和女人的性格命运描写是颇费匠心的，希望读者都能和您一样品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潇湘公主：确实是每一个人物都别有一番滋味的，各有各的不同，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的立在那里。那么，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巴山旧事》被第八届矛盾文学奖提名怎么看呢？

曹先生：这部小说是湖北省抓网络文化的一个成果，是2010年度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评审的一等奖作品，有幸被茅奖提名，只能说明是上级对网络文学的重视。小说本身还达不到那样高标准，何况出书时间又被印刷厂拖延了，能获得提名就是最大的鼓励。

潇湘公主：面对曹先生的认真严谨，再次感动了，最后谢谢曹先生能接受我的专访！

作者：杜宜浩

在刚刚过去的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向大师致敬”展映单元特设的吴贻弓专场备受关注。该单元展映了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和《阙里人家》两部佳作。在吴贻弓逝世近一年的时间点，观影成为缅怀大师的重要方式。吴贻弓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为大家熟知，同时他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创者。此次展映的两部影片，透露的诗性精神和文人情怀代表了吴贻弓的导演风格，标识了他在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位置。

承继中国电影诗性表达

在中国影坛，吴贻弓被称为“诗情派导演”“中国诗电影风格导演”。他的作品始终立足于传统诗歌意境，蕴含着人性和文化主题。吴贻弓电影诗性的来源，与其成长过程中饱受古典文化和传统诗词的浸染不无关系。从时代思潮看，诗性表达作为第四代导演的整体选择，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歌在中国文坛所处的主流位置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电影的诗性表达有着悠久的传承，孙瑜、吴永刚、费穆等电影大家的作品勾勒出一条承继的脉络。重新审视吴贻弓的创作历程，他与吴永刚合作的第一部长片《巴山夜雨》似乎充满了象征意味，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与现实表达的历史性汇合。这部影片与同一时期“伤痕电影”情感激愤的控诉不同，选择以情绪和影调营造李商隐诗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意境。影片中，激流奔涌、峭壁高耸、夜雨迷蒙等烘托人物内心的写意镜头占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吴贻弓诗化现实的创作倾向，在此已崭露头角。完成这部影片后，吴永刚曾诚挚地对吴贻弓说：“就这样下去，保持住我们的风格！”

《城南旧事》是吴贻弓影坛生涯中最华彩的诗篇，将电影的诗性表达推向了高点。这部影片改编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原著散文式的文体并没有成为电影改编的阻碍，诗性的风格更接近原著的主旨和意境，吴贻弓以“沉沉的相思”这种忧伤淡然的情绪来渲染作者对故土和童年的追忆。吴贻弓的诗性表达在这部影片中也得到最大的实现，影片借助天真少女的眼光观察周遭的世事变化和个体的命运变迁，细腻地保留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历程和老北京的风华习俗。非戏剧化、非情节化的叙事与情感化、心理化的表达，构成了融洽的艺术效果。

长期以来，批评界不断有学者将《城南旧事》与费穆的《小城之春》进行对比。两部影片在其所处的时代都似“异数”，像隐居者偏安于世界的一隅，很难归入任何一个群体或者“主流”；两部影片又都诞生于思想、文化更迭变化的时代，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费穆与吴贻弓，都致力于营造一个带有伤感气息又远离现代城市或社会的文化空间。他们超越了所处的时代，积极进行带有民族特征的中国诗意精神表达。

诗化现实和文人情怀

吴贻弓在中国电影的传统中不仅继承了诗性的表达，而且继承了中国电影的文人情怀。《阙里人家》是吴贻弓导演生涯后期的代表作品。在影片中，吴贻弓有意回避了自己所擅长的诗性叙事和散文式结构，转而刻意强调情节的连贯性、因果关系，突出人物性格和符号化的人物关系。

《阙里人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电影中迄自《孤儿救祖记》的家庭伦理剧传统，通过祖孙四代之间欲说还休的情感纠葛，投射到改革时期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现实思考上。影片传达的主旨，与费穆在《天伦》《孔夫子》中发起的思考也有着极强的共性。承载家国和社会之思，大抵是中国文人电影最鲜明的特征。《阙里人家》的确也显现了吴贻弓熔铸在其中的文人情怀——关注社会现实和承担家国责任。

如果说在美学风格上，《阙里人家》与之前的作品存在较大的断裂，那么在作品内核上，吴贻弓的影片一直存在着对现实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只不过其中的现实都是诗化的现实。《巴山夜雨》借助航行在川江上的客轮，将“文革”的社会现实转变成诗意化的象征；《城南旧事》的改编，正值《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时间点，吴贻弓通过强化原著中的离愁情绪，将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诗化为乡愁的隐喻；《阙里人家》则把改革当中遭遇到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固守与革新等二元对立的问题具象为父子关系。

在创作领域，吴贻弓导演是中国新时期“诗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承继和发展了中国电影诗化表达的传统。从电影历史进程看，他是第四代导演的领军者，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导演。导演身份之外，吴贻弓还是一位电影事业家，长期以来担任电影系统和文联的各种领导职务，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讲师，电影学博士）

从上海电影家协会了解到，中国第四代导演、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于今天7时32分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0岁。

吴贻弓，1938年12月出生于重庆市，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48年起，吴贻弓定居上海，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贻弓1957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大木匠》。1963年，担任剧情电影《兄妹探宝》的助理导演。1977年，开始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1980年，执导剧情电影《巴山夜雨》，该片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3年，凭借剧情电影《城南旧事》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

1985年，执导剧情电影《流亡大学》。1990年，执导剧情电影《月随人归》。1993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阙里人家》上映 ，他凭借该片获得广电部优秀影片奖最佳导演奖 ；同年，主导创办了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 。1995年，担任制作人的剧情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映。1999年，担任神话动画电影《宝莲灯》的艺术指导 。2001年，担任电视电影《第十三个名字》的编剧 。2003年，吴贻弓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2012年，吴贻弓获得第15届上海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2016年，吴贻弓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届荣誉委员 。

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濮存昕提出“电影票价应低于20元”的建议，对此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表示，当时的电影票价确实是太高了，“目前的电影票价，普通的工薪阶层是接受不了的。”

对于濮存昕所说的“《鲁迅》和《弘一法师》，严格来说都没有进入市场”，吴贻弓说，这个现象在电影界比较普遍，“我们的银幕数量小，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事情，关键是在现有银幕数量下，我们的电影市场做得还不够好。”

吴贻弓把艺术电影进入不了市场的原因，归结为现有的电影院线制度不够完善，比如没有专门的艺术电影院线，电影院线面对的是市场，有票房压力，只能根据票房号召力选片子，造成很多电影拍摄之后根本进入不了影院。吴贻弓认为，电影院线制度需要政府推动的改革。目前，我国影市银幕数量已大幅增加，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2016年成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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