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讲义心得体会，最新精选

发布时间：2023-08-26 03:56

《明史》到底可信不可信？,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有信仰的同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明史讲义心得体会1

《明史》到底可信吗？这个是一个至今为止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一部分人把清朝人修的《明史》质量吹上了天，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则认为清朝在《明史》里面动了手脚。

如果要我说，认为清朝人修的《明史》一点不可信，那是无稽之谈，如果认为清朝人没有动手脚，那也是想当然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了解过《明史考证》这本书，是黄云眉教授历时三十载所著，其直接指出来由于封建史臣的“曲笔”和成众于手，疏漏舛误，然后黄云眉先生写了这本书，字数近200万字。

明史考证

当然，历史问题不可能是一家之言。我们接下来说的另一位是孟森先生。

孟森先生当初在北大授课的讲义被整理后，现已经出版，即《明史讲义》，有兴趣可以买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第一章（明史在史学上上之位置）里面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观《四库提要》所云，可以概见。然学者读书，必有实事求是之见，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世亦以为称颂(明史)之作，其实于《明史》疏漏之点亦已颇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懦之入《奸臣传》若刘基、廖永忠等传两条中所举，史文自有抵牾之处，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乔允升、刘之凤二传，前后相隔止二卷,而传中文字相同百数一字，不能不谓为纂修诸臣未及参订。其实《明史》疏漏，并不止此，间有重复，反为小疵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此固当时史臣所乐于上意,无可如何,亦史学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隐没其事实矣,就史论史,亦无从发见其难于传信之处，故即敢于指摘，而无从起指摘之意,此尤见隐没事实之为修史大恶也。

(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清代与明本身之关系。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约略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人太庙之始，今核明代(实录》,在成祖永乐间已见肇祖事迹，再参以《朝鲜实录》,在太祖时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谓建州女真部族，其归附于明本在明太祖时。建州女真既附于明，即明一代二百数十年中，无时不与相接触。《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从前谈明、清间史事者,但知万历以后清太祖兵侵辽沈,始有冲突可言，亦相传谓清代官书所述征明等语必不正确，而《明史》既由清修,万历以后之辽东兵事叙述乃本之清代纪载,求其不相抵触，必不能用明代真实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属于明尚远在二百年之前。凡为史所隐没者，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数语,不认明之系统，此又夫人而知其当加纠正,不待言矣。从古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关系新朝之处，例不能无曲笔,然相涉之年代无多,所有文饰之语,后之读史者亦自可意会其故，从未有若明与清始终相涉，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的，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传。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传，而卒无传者,在史亦为文字之失检,而其病根则在隐没而故使失实。此读《明史》者应负纠正之责尤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

以上内容均出自《明史讲义》，善于考究的人可以去查。

我们读到这里，我想答案就很明显了。我只能说，《明史》要辩证的去读，要充满智慧的去读。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最后呢，我希望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一读《明史讲义》和《明史考证》，去读真正的历史。

明史讲义心得体会2

读完随拍

转眼间，2023年已经过去了九天，今天则是第十天。记得去年所读第一本书是《秦汉帝国》，是一月八日读完的。我本想在此基础上能在今年使阅读速度有所提升，不料开端便显出师不利。这当然是由多个方面的原因综合导致的。首先，自读完顾颉刚的那本小书后，便开始读手头上的林剑鸣两卷本《秦汉史》，但因其中虽叙述全面而充斥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又使我不得不将其暂时放下，转而读自去年五月在多抓鱼上淘来便始终放在树形书架的《国史概要》。至于具体的开读时间，据日记所示，则在上星期二下午。当时我一边往移动硬盘上下着电影，一边心血来潮将本书从书架上取下，决心要以此开启今年全年的阅读。这样看来，即便抛开将其读完的昨天，到今天也不过一个星期。其次，按我最初的计划，本想在上星期天将其读完，及至次日写一下总结，却因星期天去了图书馆而致本书一眼没看。由此之故，之所以会将第一本书的阅读拖至现在，是由必然之中产生变化所使的。

回到本书。其书及其作者，我都是早有耳闻，前年四月既读完樊树志先生的另一本通史著作——《国史十六讲》，便对本书念念不忘，不然我不会在官方常年恒价的情况下，特地淘来二手的，且在之后将其一直放在我每日都需要面对的树形书架上，以便随时阅读。

记得读完《国史十六讲》后，我便对其中简洁的文笔、平实的叙述、开阔的视角所叹服，曾几度将其推荐给刚上初中的妹妹，想让她通过此书对中国历史先有个大致的认识，过后再用新知识往这个框架内填充，学起来定然事半功倍。只可惜，她目前已学至现代史，对于该书仍然没有看。

我好像是在六七年前，看纪录片《历史的观点》下西洋一部而首次听说“樊树志”这个名字的。当时便对这个老者印象深刻，及至开始读书，在网络中看多位书友推荐的通史著作中或有《国史概要》，或有《国史十六讲》，当然，更多的是两者皆有之而一并推荐。与此同时，随着对其本人的了解，我也得知了他专治明史、著有两卷本《晚明史》这样的学术方向和成果，以及其1957年考入复旦、1962年留校任教、迄今六十多年的执教经历。就这样，我先是趁着活动买了《国史十六讲》并随即读完，又在一年后相继在当当买了晚明史和在多抓鱼上淘一本《国史概要》，再到今天将本书读完，与樊树志和他的著作的结缘，想来真是奇妙。

终于将与本书相关的一些题外话说完了，在此也算作一种纪念。再次回到本书。其与《国史十六讲》都有宏大的视角和卓越的眼光。如樊树志为本书撰写的导言，既以讨论历史的定义切入，最终又深刻且意味深长地指出了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它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由于此导言，我在买来本书后随即便有看，因而印象深刻，也在稍后的一条朋友圈引了其中的一段论述。

上星期五，晚饭过后我同家人聊到正在看的本书，我介绍道，“这本书写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近三十年来不断修改再版，如今已经出到了第四五版，而我看的是2000年所出第二版。至于作者樊树志，则是一位在复旦执教六十多年的老教授。这本书很是经典，目前仍被多所高校选为教材。”尽管我又向他们说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么经典的书我竟从中发现了不少偏差乃至错误之处，但本书的两处优点——即完全没有马列色彩（地主与奴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诸如此类的人为划分）和开阔视野，使我读得很舒服，从中记了不少新知识和相应页码，通过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既有脉络上的重新梳理，又有细节处的填补扩充。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概括的知识点，我从中记录的相应页码达三十多处，上午从这些页码将相应文字摘录出来便花一个多小时，也可谓费了不少经历，以下，便从这两点，对本书进行一些举要，以加深相应印象，同时也对中国历史进行一下粗略的梳理。

通过所列在阅读当中记录的知识点可见，从中还是获得了不少新知识，最多的当属远古。虽然当今基因学证明樊树志当时在书中对“非洲老祖母”提出的质疑有误，事实上，若能够证明欧亚大陆的人类均由非洲而来，则可填补中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这一过渡时期的考古空白。不过，据他引相关研究，中国的农业起源，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独立性。这一点是准确的，我也认为不太可能是由两河流域所传入，并且由笔记所示，可见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有将时间上限越来越提升的趋势。至于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区别，他在第6节的开头即言：

由“采集食物”进至“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生活方式，以及制陶、纺织、建房等新生产方式。（p006）

接着，略辩过文明三要素之一、文字的起源后，他指出：

虽然中华文明晚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但后先辉映，依然光彩照人。（p018）

随即又引《世界文明史》的观点，说中国文明虽屡遭劫难，却仍是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最古老的文明。

关于家天下的开端，在对夏文化介绍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从徐中舒到范文澜，再到徐旭生对其的探索，因而才在今天基本确定了二里头为夏文化的遗址。此外，仍有两点值得一说。首先，根据治水的这一史实，作者指出：

夏后氏的渊源不应在豫西、晋南，而应在豫东一带。（p022）

——尽管这段话已被第四版删改，但紧接着，就大禹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他又反驳了由顾颉刚所提出图腾说的观点：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把一个民族或部族的首领人物，与该民族或部族所崇拜的图腾，混为一谈，显然是荒谬的。（同上）

其次，基于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作者在第7节的最后总结道：

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有所损益，但也有所继承。……从夏与商、周之间如此紧密的承袭关系来看，不仅表明夏已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是可信的，而且表明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p026）

殷周间在宗教上由信鬼逐渐过渡到了如孔子所说“敬鬼神而远之”。对此，作者指出：

远古时代的“上帝”原是部落神，是商人尊崇的偶像，周人把它借用过来，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从此“上帝”由部落神转化为中国的道德神。（p038）

政治方面，据作者所说，西周的封建从文化上扩大了中原的影响，其作用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积极的。对此种政体进行介绍后，他指出：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废除分封制，而否定分封制建立时期所具有的进步意义。（p043）

而至于后来由春秋争霸而带来的礼乐崩坏，据作者所说，影响同样是积极的，是一种进步。他说：

从主流上看，这是一个进步过程。一方面新旧势力斗争中，旧势力不断削弱，新势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各族人民互相融合，蛮夷戎狄与华夏的界限逐渐消失。（p050）

接下来，便宕开一笔对先秦诸子中的两位思想先驱——老子与孔子——进行介绍。总的来说，所说虽然中规中矩，却也平实，对于《老子》文本，还举出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只是，对于孔子，有两点似有待商榷。其一，在引一句孔子所说的话后便指出：“……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必然是守旧的。（p055）”私以为所谓社会变革，也要看哪个层面，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观孔子五十岁“知天命”后作鲁国大司寇，其举措还是不乏有激进的地方的。其二，在对儒家六经分门别类进行简要介绍时，说《尚书》是由孔子所编，而《诗经》则是他删削之作。据我所知，对此学界是莫衷一是的，如冯友兰便在《中国哲学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具体到《诗经》是孔子删削的说法，应该来自于《史记》，据司马迁所说，孔子看到的诗有三千首，他从中选取了311篇编成了《诗经》。这种定论却被近现代以来的学者纷纷质疑，比如杨宽，他在其代表作《西周史》开头便对此有深入的辨析。大意是，即便抛开《论语》和《孟子》这一类的儒家著作，从《墨子》、《庄子》所引的诗而今本《诗经》都有收录，也可见孔子不可能对诗有那么大的删削，因而司马迁的说法是有误的。而樊树志先生在这里却均采用这一种说法，我想至少是有失严谨的。这一点，也被我在上星期五同家人的聊天中所举出，作为我发现的第一处偏差。

有趣的是，《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孔子在听说有人谓冉雍“仁而不佞”后，答道“不知其仁，焉用佞”，可见孔子是不重视口才的，至少不把它当作第一位。但到了战国，形势不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樊树志在第19节开始便指出：

战国的诸子百家主张学以致用，为了救世，必须以其所学去游说诸侯，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治国方略，不可避免与诸侯及其官员发生争鸣。因而各学派的巨子几乎都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的雄辩家，像韩非那样口吃，只是个别特例。（p061）

稍后对于秦帝国的描述，除了以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为引，以地理基础来讨论大一统的形成，说孟子预言天下将“定于一”是正确的，却以仁政来统一的想法还是落空，又说不论怎样，徐福东渡都是对外交流的象征以外，其他都乏善可陈。他对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风歌》的短短解析倒很是有趣，他说：

歌中反映出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志得意满之情，也隐约流露出股肱之臣一个个被杀不免感慨系之的内心不安之感。（p081）

针对于西汉武帝前的统治思想，作者在当中一段如下概括很有意思：

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p084）

而关于两汉科技的成就，作者既在第33节开始便说：

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回归一次，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末，每次都有详细记录。（p110）

自然先对其时期天文学的成就展开介绍，从中我还将由此衍生出的三种天下观写入笔记。

对于魏明帝曹叡，作者作如下描述：

此人荒淫无耻，一点也不具备祖父、父亲的才干，受遗诏辅政的司马懿乘机专权。（p122）

这段话，同样有偏颇。据我所知，固然历来对其个人品行和辅政大臣方面存有很大的批判，但就政治上而言，正如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最后一节所说

曹叡统治的时期，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有人认为从曹丕时起，曹魏政权就在走下坡路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因而私认为固然一方面由篇幅所限不能过多展开，但同时也不能只说一面。

关于三国的杰出人物，作者只着重谈了两位——曹操和诸葛亮。即便如此，他对前者的一番论述还是令我印象深刻：

舞台上的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存在着极大的距离，甚至强烈的反差。这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反映了小传统，包含着狭隘的正统论；大传统则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功过是非的客观评说。（p118）

第38节题为魏晋风度与玄学。作者开篇即言：

魏晋是一个动乱而迷惘的时代，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心态发生了畸形的裂变，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p128）

稍后作者举出了刘伶“以天地为屋宇”等事例，总结道：

凡此种种，都是对儒家礼教的背叛，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它，便佯狂而避世，当时人把他们看作疯子、狂人，其实他们内心十分清醒又极其痛苦，以怪诞的言行来宣泄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情。

作者指出，之所以如此，除了附庸风雅外，还有更现实的需要。如魏晋风度代表、竹林七贤之一、穷途而返的阮籍，《晋书 · 阮籍传》如是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最后，他评价魏晋这一股风气：

玄学取代经学，老子取代孔子，形成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两段均同在第38节）

而关于继前秦而再次统一北方的西魏所创均田制的兴废，作者亦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土地所有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可能按照法令、制度的规定而一成不变。（p143）

又说：

……均田令的条文，是对既有土地关系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会日趋明显，人们绝对不能把它刻板化，它本身也不可能持久不变地保持下去。（同上）

作者在叙述十六国时，所用“胡汉互化”一词让我印象深刻，而他在讲完西魏的均田制与府兵制后，便开始就南朝的门阀政治展开介绍。据其所说，虽然自刘宋后，由寒门掌军机给门阀政治予以沉重的打击，但因统治者与其仍然是合作的，因而也产生出了许多乱想，由此之故，他在最后感叹：

要依靠正统的南朝来统一全国，岂非白日做梦！（p148）

在讲隋代再造一统之局，所引《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观点，说杨坚的胡汉双重身份，为缔造这种局面提供了便利让我印象深刻。仔细想想，也确实不无道理。想想看，所谓十六国，其实都由在汉地居住已久的民族所建立。这一点，被樊树志提及，而被王仲荦强调。然而这些民族又如流星划过，骤兴骤灭，为隋唐奠定基础的却恰恰是从北方而来的西魏。这样看来，文明有时真的需要一些野蛮的血液。易中天在他的中华史里对此问题有过意味深长的讨论。

宋末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而樊树志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隋的国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面对经济的发展而忘乎所以，推行过分聚敛财富的政策。（p161）

因而隋的国富与它的灭亡是有关系的。因此，本书第45节便以“隋的‘国富’与国祚短促”为题，也因此，《隋书》对隋炀帝总结道：

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上面所引樊树志的几段论述，对我来说都是很有启发的。然而第47节却言：

唐高宗是优柔寡断的庸才，臣下奏事，他“端拱无言”，都须宰相出主意。

又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其匹的女政治家。（同上，p169）”对此，我想又是片面的。其实武则天之所以能成为政治家无疑是依靠了唐高宗，而两者并不是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我多次说过，若将对曹叡的评价算上，则是其中我认为第三个偏差之处。何况，接下来对唐玄宗与开元之治的定性，也让我不敢苟同，同样是我那天同家人所说的一点。据樊树志所说，开元之治是仿效贞观之治而来，然而唐玄宗却不同于唐太宗，他不知道守成，唐代在他手里由盛转衰，标志则是开元后期任用李林甫为相。私认为这固然是客观事实，却是以上帝视角观之的，因而同样有失片面。想想看，唐太宗才在位二十多年，唐玄宗则一下子在位四十多年，事实上，在樊树志所定由盛转衰的标志任用李林甫前，唐玄宗与唐太宗在位时间大致相当。只是，由时间的推移，使玄宗变得享纵，虽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影响，最终招致安史之乱，却也是人之常情。基于此，戴建业才对唐玄宗调侃道，“我要是在他那个位置上，早就腐败了！”这虽然是戏谑之语，却也真实。至于家人听我这样说，举出的康熙、乾隆，意即他们比唐玄宗在位还要长，怎么没有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对此，我只能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其中的原因或许很复杂，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那就是由宋到清，皇权的持续加强。

对于安史之乱前玄宗的种种表现，作者感叹：

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p194）

关于五代十国的分裂，据邓小南在课堂上所讲，是上上下下、重重叠叠的。例如，我们知道，所谓五代，是梁唐晋汉周在北方前后相继的。而在南方的十国中，则既有并存，也有相继的。后者像前蜀与后蜀，吴和南唐，便是如此。而对于结束这一局面的赵匡胤由雪夜定策产生的先南后北这一战略，作者先是对周世宗的做法进行评价：

这是显示雄才大略的决策，也是完成统一的正确战略方针。（p213）

又对赵匡胤的改变进行描述：

他放弃了柴荣的先北后南、先难后易的统一方针，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使已成惊弓之鸟的辽获得重整旗鼓的机会。（同上）

对此，我亦不敢苟同，私认为赵匡胤的改变是有基于现实的考虑的。赵宋当时刚刚立国，根基并不牢固，此其一也。辽方内部的统治也在此时趋于稳定，此其二也。

据作者所说，宋建立了高效的财政制度，而后来依旧由“冗官”、“冗兵”形成的“三冗”，这是何故？他指出：

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向地方征调的数量持续增长，中央政府一直不想调整赋税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格局，于是乎只能默许州县政府超越制度许可范围去开辟财源，以致造成吏治败坏与财政拮据的恶性循环。（p217）

对于熙丰新法中新党领袖王安石、旧党代表司马光，作者有如下评述：

如果说司马光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那么王安石便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把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是多有分歧而变幻不定的。（p224）

将宋代的税制与田制对应来看，便可发现有意思的一点，即对我们来说，前者资料多，后者则知之甚少。不过，关于宋代的田制，应该也是有具体的制度的，只不过被它的特点“不抑兼并”所掩盖。本书中，作者作如下描述：

其实，以历史的眼光看，田制不立，土地兼并，乃是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现象，传统农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创造出骄人业绩来的。（p228）

此外，据作者所说，其时期农业是一大特点，便是由种种原因，水稻作物有了极大的发展，因而有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恰是反映了这一点。

在宋代外交方面，作者的说法我亦不敢苟同。如对于澶渊之盟，他说：

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保持力量的平衡。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以妥协换来的虚假平衡。（p251）

又说：

澶渊之盟是宋对辽屈辱外交的开端，虽然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却后患无穷。（同上）

其实，我想就史实来看，黄仁宇是对的，只是一种战略，是宋的环境所使，又是由它的气质所使。再者，说澶渊之盟只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不知作者是何据而为此说。整体上自公元一千零几年到辽亡，宋辽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当然，摩擦是有的，如就西夏问题上，便有富弼使辽一事。

在第68节，对于岳飞被杀，作者指出：

宋高宗最怕岳飞北伐成功，钦宗南返，他自己的帝位不保，秦桧的所作所为正中高宗下怀。因此，当人们在杭州西湖畔的岳坟缅怀岳飞时，首先应该声讨的是宋高宗。（p262）

有趣的是，在这之前，对秦桧南归则表示这是金朝方面有意为之的，目的是发挥他的内奸作用。而这句话，到了第四版却没有了。

金朝方面，在海陵王后，开启了全面的汉化，如世宗创立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后来的章宗则直接以汉学家而著名，对此，同虞云国一致，作者指出：

随着女真人汉化的逐渐加深，金朝逐步走上了由盛转衰的进程。（p263）

而关于南宋末年与元的合作，作者认为是重蹈了北宋“海上之盟”的复撤。他说：

南宋统治者再次重犯北宋海上之盟“以夷制夷”的错误，……（p283）

又说：

其实留着金朝可以作为蒙、宋的缓冲地带，对南宋有利。金亡，蒙古与南宋接壤，灭宋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同上）

而这一点，虞云国在《细说宋朝》中有深入的辨析，表明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彼一时此一时。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废除的宰相，无疑是中国制度史上一件大事。对此，作者指出：

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但受“胡党”罪名牵连的功臣们却是无辜的。（p316）

又说：

一个游方僧出身的人当了皇帝，权力欲如此强烈，大张旗鼓地杀戮功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此人的心态值得细细研究。（p317）

而之前，对于元代，作者介绍了其开放的宗教态度，繁荣的经济面貌，以郭守敬、关汉卿切入来讨论的科技与艺术成就让我印象深刻。不过，我想从深层次上，元还是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些消极的改变。

对于明成祖，作者则说：

他继承了乃父勤奋、节俭、恤民的长处，摒弃了乃父猜忌、偏信、武断的烟处，主张“用法当以宽”，“待人当以诚”，励精图治，注意守成，继续削藩，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积极进行边疆建设，开展睦邻外交。（p320）

有趣的是，在电子的第四版里却找不到这段描述。取而代之的则是介绍靖难之役的一节，其中为表示朱棣的野蛮残忍，还特地举出了方孝孺一例。可见以上所引与史实并不相符。不过，他稍后对考成法之外，张居正所创一条鞭法的介绍倒让我印象深刻。他说：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不但与赋税的货币化步调一致，而且以货币（银两）征解，使赋役简单化、一元化，是符合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p348）

明代的灭亡，作者认为其过程便是囿于安内攘外之间。对于崇祯夺情起复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作者则接着这种大环境，有一段精彩之论：

之所以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如果人们不带偏见、成见，设身处地从明王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p354）

据作者所说，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十面张网功亏一篑后，崇祯仍有三种选择：出征、南迁和勤王。可惜，第一种因李景泰的投降农民军成为泡影，后两种也最终不了了之，勤奋的崇祯也只有在那年的三月吊死煤山。基于此，后世有很多人都对崇祯的亡国感到惋惜。例如，明清史大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便说，万历才是亡国之君，明代之所以没亡在他手里，是因为列祖列宗留下的福泽还没有穷尽。

关于明代的文化，据作者所说，中前期是沉闷而无创新的，后期又由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变得空洞而激进。基于明末以李赞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便有人说，魏晋清谈于老庄，此时则清谈于孔孟。

对于清代的康熙，作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清圣祖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p367）

又说：

有的历史学家把清圣祖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拟，虽有失牵强，亦不无道理。（同上）

本书第96节是介绍康雍乾所谓盛世的。标题既以“夕阳无限好”概括，其中观点也与内藤湖南一致，即认为乾隆后期对财富的过度消耗，是所谓盛世由盛转衰的标志。他总结道：

盛世必由富、强两方面构成，富既不再，强也难存，必然成为衰世。嘉庆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一次清仁宗（即嘉庆帝）南巡到杭州阅兵，士兵射箭“箭箭虚发”，练骑术“驰马人坠地”，这种不祥之兆，预示着衰世已经来临。（p385）

接着，由对《四库全书》编纂性质产生的叹息亦让人感慨。他说：

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查禁焚毁书籍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才保留下来的。（p388）

接着，作者不无感慨地指出：

所谓乾隆盛世竟如此色厉内茬，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为怪了。（同上）

只是，后一段话在第四版中同样找不到。

王国维在《观堂林集》中就清代学术进行概括：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

前者的代表是顾炎武、黄宗羲、还有王夫之，樊树志总结说：

它与乾嘉学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一为经世之学，一为逃世之学，这种差别是时代、社会造成的。（p389）

本书共十四个专题，其中包含整整一百节。最终，作者以讨论清代的“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来结尾。其中他先是指出，据相关统计，清代在最后的两百年中每个世纪便有一亿人增长，这是不正常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有多种，是复杂的，但无疑和所列举的康熙承诺“永不加赋”和雍正元年实行“摊丁入亩”有关。就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而论，作者指出：

乾隆末、嘉庆初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p402）

还有，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应作如是观，作者指出：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全国性大动乱，以几千万人死亡而告终。人口压力以这种形式得以缓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同光中兴”，有如昙花一现，并不能改变年复一年的社会动荡状态。（p403）

……

由以上所述，终于将所记页码的相应文字大致串联。虽因引述太多，加之时间跨度大，致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显得杂乱无章，但所记与相应的所想总算是通过这一形式得以输出，同时又由此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浮光略影的梳理。由此之故，使我如释重负。

大体上，就我所看的这一版，其中虽然不乏有值得商榷乃至错误之处，前者是观点层面上的，如认为是孔子编了《尚书》、由删削而成《诗经》以及对曹叡的评价等；后者则是史实层面上的，如对唐高宗武则天两人之关系的看法、对赵匡胤先南后北的评价以及被第四版所删除对明成祖的描述等。但好在叙述简练、文笔平实，以45万字的篇幅、十四专题一百节的体例，将读者很好的接入了中国历史的图景里，使其读之对从文明的起源对帝国的衰落都能获得清晰的梳理。就我而言，亦是如此。

今年之读书，以此重理国史为开端，我很庆幸。何况，其中没有因思想意识产生的种种划分，使人读来很是舒服。又有一种更高的眼光，充分引入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具体的，如引费正清和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对于王莽改革的看法、以及引《剑桥中国隋唐史》对科举制之于文官制、长安之于权力结构的论述等。凡此种种，使本书具有一种常读常新的特点，所发总结或论述也往往给人以耳目一新。这，或许也是我能够从中摘出那么多文字的原因之所在。

昨晚我同朋友聊中国在其他的文明中为什么能后来居上、以及为什么后来又被西方所超越。对于后者，我感觉元是关键的一环。我说，“唐之后，文明不再奔放，元之后，明行海禁，清则闭关，因而招致马戛尔尼的来访，凡此种种，也将中国引入近代……”尽管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也有客观因素在其中的。例如，宋代鉴于之前胡人大放异彩、以及地狱所限而变得内敛，明因元留下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以及倭患问题而实行海禁，清承明制，将海禁发展为闭关。但追根溯源，文明的发展是需要交流的，而明用制度奠定了闭塞的这一趋势，源头则仍在元。对此，唯有来自历史而生的一声叹息。对了，据樊树志在本书中所说，所谓倭寇，就事实来看，多半是由中国人组成。那为什么总将明代的倭患看做日本强盗的入侵呢？据他所说，是由倭患中有真倭这样的事实，加之以汪直为首的海盗以假乱真和明代政府方面的邀功请赏共同导致的。

明史讲义心得体会3

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

他出过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乞丐皇帝朱元璋，也有3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有把清官做到极致的“海青天”海瑞，有民族英雄戚继光，也有“中国旅游第一博主”徐霞客……明朝的一些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国家后来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