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倡廉心得体会1000，精选3篇

《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序,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东南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与朱子学结缘，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时，让我最有感触的有两个论题，一是刻书，二是书院。

之所以是刻书，是因为建阳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刻书中心。麻沙、崇化两地书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二三十公里，为寻访遗址、搜集史料，我曾经无数次到过这两地开展田野考察。之后，围绕这一课题，我出版了题为《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的论集，距今将近八年。

之所以是书院，是因为朱熹的考亭书院就在建阳城郊，离我当年的住所不过短短几公里。每有闲暇，骑上车，不用几分钟就能来到朱子当年的讲学遗址。其时，除了明嘉靖时期的石碑坊，以及一大片考亭村民的菜地之外，就是亘古不变的山川明月，前有翠屏峰、沧洲，后有玉枕山。在那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或在书院遗址的断壁残垣中寻访先贤及其门人弟子的足迹，或与老夫子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当然，更多的是围绕着书院这一课题，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构思和撰写《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这本专著。其时，针对前贤对朱门弟子的考录多以通录通考为主，如何才能避免蹈人旧辙？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最终，我采用了以书院为标准的分类方法。通过朱子的“书院考”和“门人考”两个部分，试图将朱子门人的研究与书院研究结合起来。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此书仍有不少欠缺。如有一些书院和门人漏收，史料的收集不够全面、丰厚，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某些错讹，等等。

从那时起，我已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一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试图以此纠正以往的不足。岁月倏忽，不知不觉二十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围绕着刻书与书院这两个课题，我又撰写了不少相关的文字。其中，以刻书为专题的论集，即《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则是这本即将付梓的以《朱子与朱门后学丛论》（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为题的文集。

丛者，本义为聚集，引申为将文章结集出版。当然，不是杂乱无章地把文章凑合在一起，而是以不同的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刊印。以本书而言，所选发的文章主要就是围绕着“朱熹”“书院”“门人”等若干关键词而展开。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朱子论、后学论、书院论和前贤论四个专题。

所谓朱子论，内容涉及朱子的理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统观、道德观、孝道观、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等方面。

如涉及理学思想的有《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朱子理学的形成与历史地位》《什么是朱熹心目中的“源头活水”》《“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探考》等；涉及经济思想的有《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朱熹的商业思想与经商实践》《传播海外的朱子社仓法》；涉及教育思想和社会教化的有《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和方法论》《师帅之职与治教之功》《朱熹道德观对当代社会公德建设的意义和启示》等。

其中，《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一文，针对朱子理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理论”而展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有诸多误解，而对隐藏在这一学说背后的重要意义，诸如“明公理，灭私欲”“明正理，灭邪欲”“明善理，灭恶欲”等内涵缺乏深入的挖掘，进而对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深入落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天理”的旗帜下，朱熹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体现了朱子的学说所具备的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所谓后学论，主要论述宋明时期的朱门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熊禾、陈普和黄道周等著名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朱子学方面的贡献。其中，着墨最多的是黄榦。在后学论中有《朱门颜曾——黄榦》《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勉斋先生黄榦世系源流考述》；在书院论中，有《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黄榦讲学地点考》。内容涉及黄榦的生平、宦绩、家世、师从、著述、书院讲学、门人弟子，及其对朱子学发展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之所以把黄榦的相关文章分置于后学论和书院论两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根据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而作出的处理。这在书中，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如《关注民生与书院建设的朱门弟子陈宓》，陈宓既是朱门后学，而此文的内容又与书院建设密切相关。本文放在书院论，而不放在后学论，就是根据内容的重点不同而作出的选择。

所谓书院论，主要探讨朱熹及其后学所创建的书院在推动朱子学、推动闽台书院文化建设及其发展中的作用。诸如《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黄榦与南宋福州书院教育》《闽台书院文化与闽学重心的转移和跨越——以考亭、鳌峰和海东三所书院为例》等。

其中《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从书院祭祀的角度探讨了朱熹道统论与书院活动的关系。文中提出，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同时，也使他的这个理论，在书院讲学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其一批门人、后学，如黄榦、陈淳、陈宓、真德秀等对此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从而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

此外，为探讨作为中国近邻，朱子学从成熟到被引入高丽，为何是在漫长的百年之后？朱熹的书院制度和朱子学文献又是如何通过安珦等在东亚高丽的传播，使佛学在高丽泛滥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也为此后朝鲜朱子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朱子的学说、书院学与建本古籍文献在此又产生哪些作用？ 在《安珦与朱子学文献在高丽的传播与刊行》一文中，对此都有所涉猎。其中有云：“构精舍，建书院，广招门人弟子，建构和传播理学思想，是朱熹与佛学相抗衡的成功经验。从元大都取得朱子学‘真经’回到高丽的安珦，通过阅读和手抄朱熹的著作，对朱子学‘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充分的认识，对其在各地辟精舍、建书院，以书院和官学为阵地‘斥佛老，一天人’，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向学者发出倡议：‘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

本书虽以朱子、朱门后学和书院发展为主线，“刻书”作为宋明时期的背景史料，或曰隐藏在书中的一条辅线，在书中，也不时地有所体现。如在《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一文中，提到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阳刻印古籍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其中建本类书《事林广记》的先贤图，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做了旷日持久跨越三朝的宣传，为此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所谓前贤论，主要探讨有关朱子的前辈学者，如杨时、游酢、李侗等人相关文献的考证。作者在若干年前，曾有《朱熹画像考与伪帖揭秘》一书。此所谓前贤论，主要集中在对这几位朱熹之前的前辈学者相关的画像考证上，不妨视为是对“画像考”一书的某种拓展吧。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想必，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定是体会了世事万般冷暖才写下了这句话。

年少时的曹雪芹，曾是京城里的富贵公子。曹氏家族在父辈几代的努力之下煊赫一时，曾是南京第一大家族，然而后家族衰败也在一瞬。

雍正六年，曹家因贪污和亏空官款等罪被下令抄家。后来曹家走向了没落。不得不说，这段经历造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红楼梦》这一不朽的旷世奇作。

那么，曹家作为雍正登基后最先被抄的家族，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抄家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亏空公款吗？

勤恳发家，曹家辉煌一时

曹雪芹的祖先曹氏，原本为明朝军中所用，是明朝的一名军官。朝代更替，曹氏成为了满洲皇族的包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奴隶，从此曹家就成了满洲旗人。

后来，曹雪芹的曾祖母，也就是康熙皇帝的奶妈。这位保姆悉心照顾自幼母亲不在身边的康熙，康熙心里感念不尽。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帝有很深厚的情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祖父还曾做伴读，因此康熙帝对曹家有种深厚的信任。

康熙帝感念保姆的抚养，对曹家的恩情终身不忘。因此康熙帝十分器重曹雪芹的这位祖父，以致后来六次南巡，四次都住在了曹家。此时的恩宠，已为曹家埋下隐患。

康熙在位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封为江宁织造，掌管的是皇宫中所需要的高档纺织品的采购。

本来应该每年轮换一次的江宁织造，受到康熙的特殊照顾，曹玺被封为了终身任职，子孙也特许继任。

这个职位虽说官不大，但却是个肥差。经过三四代人的努力，终于让曹家成为了富甲一方、权势滔天的大家族，显赫一时。

《红楼梦》中“烈火烹油、钟鸣鼎食”可以说就是当时曹家的缩影。然而，泼天的富贵背后是不堪细琢的欠款。

康熙帝南巡四次住在曹家，曹寅为了招待好这位器重自己的康熙帝，花费了大量的银子，导致了经济亏空。

曹寅在任时，四次接驾康熙，每次的排场都极其奢华。曹家不断地修建行宫、花园，甚至着力开挖河道以让康熙皇帝的游船通行。

这样的花费，已经远远超过曹家所能承担的。康熙皇帝的“恩宠”，成了曹家被抄的幕后推手。

康熙五十五年，曹家的欠款已然很高，到了无力偿还这一大笔钱的地步，曹家已然是一副虚华的空架子。

此时康熙帝不忍心看着保姆家的衰败，仍然特许了曹家恩典，亲自操持了曹寅侄子在江宁织造的继任。

曹家后辈可以说是极其无能的，皇帝如果放任自流，不仅官款会照旧拖欠，甚至会越来越糟。然则抄家之后，所抄数目还是抵不过所欠数目。

虽然皇恩浩荡，但是皇帝的器重毕竟有限。在康熙帝死后，曾经曹家并不看好的胤禛当上了皇帝，也就是雍正。雍正上位后，曹家曾经的错误便被一一批漏。

站错队伍，曹家获罪抄家

康熙后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九子夺嫡。当时，大臣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生怕站错了队伍。曹家与皇室关系密切，不过曹家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曹家与佟国维的观点相同，都支持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曹家多次保举八阿哥胤禩做太子，并且曹寅的亲戚李熙曾向胤禩献过美女。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登基的却是曾经不被看好的四阿哥。雍正登基后，曾经的政治对手被他一个个清除。如今曹家已经显露败迹，雍正想要清除掉曹家，可以说是非常容易。

古代皇子夺位，臣子站错队伍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巨大的。皇室斗争的残酷，大臣往往会被牵连其中，重则付出生命的代价。

曹雪芹的父亲为雍正的政敌塞斯黑藏匿了一对‘本身连座五尺六寸’的金狮子。这对私铸的金狮子象征的是塞斯黑夺取政权的野心，这无疑使雍正龙颜大怒。

雍正没有顾及曹家和康熙之间的渊源和交情，命令大臣彻查曹家的亏空。曹家的亏空在康熙帝时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对于元气大伤的雍正时期，抄家填补亏空便是最好的选择。

雍正皇帝正要执行自己的反贪倡廉的政策，此时的曹家没有可以独当一面的继承人。曹氏抄家，不仅可以执行这个政策，还可以帮曹氏后人摆脱积压的欠款，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雍正六年，皇帝下令官员开始梳理全国财政，清除各处官款的亏欠。曹雪芹的叔父，时任江宁织造，当时在位时可谓是战战兢兢，但最后还是免不了撤职获罪，被抄家的命运。

“富不过三代”，曹家到了曹雪芹叔父这一代就面临了抄家。这个结局与87版的《红楼梦》不差太多。

《红楼梦》中贾家败落在先，后贾兰奋发图强，以仕途为重，破而后立，科举高中，重振贾家，不致家族破败散乱。

然而，曹家的覆灭却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负担引起的。曾经辉煌的南京第一大家族不能东山再起。

雍正皇帝在抄了曹家之后，并没有株连其家族亲友。而且还对一些有贤能的曹氏后人升迁，恩宠有增无减。正如专家对此的形容“这是曹家咎由自取！”

雍正皇帝并不是向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怪癖和卑下。相反，雍正皇帝对曹家的这一做法，兼顾了康熙时情感上的恩赐，也兼顾了政治色彩。

皇家的恩宠是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得意忘形就会看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相信曹家后人深深知道了恩宠的利弊。

曹家被抄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曹家几代依附皇帝的亲信，靠着皇帝的纵容，不积极求取仕途，完全是咎由自取。

雍正皇帝对曹家还是网开一面，抄家时不忘留给曹家几处房屋以后养。雍正皇帝依然遵崇着康熙皇帝对于曹家的感念。

几代家族繁荣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绚烂的一笔，留给后人无数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红楼梦》里所描述的那样，“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成龙是一代廉吏，也是个能臣。他一生三获“卓异”，福建任上，上司表彰他“廉能第一”，康熙曾先后表彰他“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谥号“清端”，更是对他一生的褒奖。

其实，于成龙这个廉吏当得不易，但也正因为不易，才更加显示于成龙的难能可贵。

清顺治十八年（1661），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归属清朝统治还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有人说，于成龙是官迷，这样说显然不公平。早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于成龙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来堡村。这说明于成龙并非官迷，他是真心要干出一番事业，实现其修齐治平理想的。

于成龙出仕，立志要当好官，并且将志向落实为行动。他在黄州任上，曾颁布《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十五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他开出这么多标准，既是监督同僚，也是让大家监督他。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众的监督，于成龙这个“廉能第一”，多少要打一点折扣。

于成龙在罗城这样艰苦的地方，一共呆了七年；不是因为他没水平无缘升迁，恰恰是因为他太出色以至于老百姓舍不得他。1662年秋，也就是于成龙在罗城任上的第二年，于成龙被其上司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看中，想要留在桂林任用。结果，罗城近百名百姓结队到桂林，跪在署院门外请愿，向督抚要于成龙，于成龙只得返回罗城。于成龙离任时，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单眼瞎要求送他到合州，说担心于成龙路费不够，要用沿途相命看风水的钱资助他。

1676年，于成龙60岁，到了退休年龄，此时他已经离家16载，恰逢养母故去，于成龙痛哭流涕，想要告老回家丁忧。但黄州百姓舍不得，纷纷哭谏，于成龙只得作罢。于成龙最后死于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多多少少是因为百姓的挽留，可见于成龙那样的好官，在那个时代是何等稀缺啊。

于成龙号称廉吏，反贪倡廉是伴随他一生的政治举措，为了贯彻落实，于成龙必须以身作则。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探父，临别时父亲没有礼金相送，只有一只鸭子，分与儿子一半，由此得外号——于半鸭。黄州任上，于成龙天天以糠粥为食，得外号——于糠粥。1682年，于任两江总督，常年不知肉味，得外号——于青菜；工作到深夜，想煮碗稀饭充饥，米罐却常是空的，得外号——无米总督。

于成龙死后遗产仅有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两条。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有些百姓自发给于成龙烧纸钱，却被其子廷冀阻挡。寓意于成龙在世不贪一文，去世后还要保持作风。可见于成龙不但能做到清廉自守，更能影响后人。

于成龙官越做越大，生活却越来越简朴。有人不免疑惑，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于成龙何以清贫至此？其实，这句俗话说的是北宋的情形，北宋官员薪水高，清初薪水低，不可同日而语。据载，清朝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大员的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到十几两银子，小一点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普通人家也算达到小康水平了，但官员聘用幕僚、衙役，日常接待，以及算作政绩的铺路修桥等，都是自己掏腰包，所以这笔钱就太少了。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雍正年间，推行“火耗归公”，另发“养廉银”以杜绝官员变相贪污。一般而言，养廉银有俸禄的几十倍之多。于成龙不贪污，又不征收火耗，生活当然清贫了。

此外，于成龙赴任罗城时，一开始呆了九名仆从，逃了四人，死了五人。死者家人找于成龙长子于廷冀索钱，于廷冀只得变卖家产，下跪请求宽限。随后，于廷冀千里寻父，好不容易走到了罗城，见到了父亲，却最终无功而返。这笔账，于成龙在多年以后才还上，这也是一项开支。

于成龙自己吃糠咽菜，却热心公益，即便是罗城这样艰苦的地方，都出资办学。直隶、两江任上，又折腾着修撰方志，先后组织修撰了《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

于成龙死后，康熙表彰他说：“朕读周官六计廉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唯廉重哉。朕用是观臣僚，有真能廉者，则委以重寄，赐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标准也。”

于成龙是清官，也是能臣。他敢于树立标准，既能规范同僚，又让众人监督，这或许是于成龙成为一代廉吏，并能让同僚“望风改操”的原因。习近平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于成龙正符合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