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煜
历史剧如何统一“历史”与“戏剧”的争论始于亚里士多德，马拉松式的争论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但历史剧不是历史书，这种意见很普遍。从理论上讲，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高尔基语)，这是由艺术创作的性质决定的；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也是经得起创作实践和表演实践检验的。历史剧不是历史的图解和复制。毕竟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在性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用历史考证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剧。
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
在描述历史学家和诗人(指悲剧作家)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是讲已经是什么，一个是讲可能是什么。”(《诗学》，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55页)狄德罗也说过:戏剧家& # 34；从道理上讲，不如历史学家，但从现实主义上讲，比历史学家强。“他讲真实，指的是真实的故事，现实主义指的是合理(狄德罗文学论文选译，发表于1962年《世界文学》1、2月号)。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说:“外在事物的纯粹历史准确性，在艺术作品中只能算是次要的部分，它应该服从于对现代文化既真实又有意义的东西。"(《美学》第一卷第334页)18世纪，莱辛在德国的观点更彻底:“他(指一个剧作家)对于一切与人物无关的事实，可以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只有品格对他来说才是神圣的。”(《文学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比莱辛更早的英国戏剧批评家约翰·德莱顿的意见可以补充莱辛的意见。他认为历史剧“不一定要有历史真实性，但总要像现实”(同书)。以上观点虽皆出自外国古人，但艺术规律是没有国界的。在中国，郭沫若同志作了更简明的解释。“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历史剧创作是‘撞车后求相似’。”(《论历史剧》，第315页)。
但是，历史剧毕竟不是空创作的古装剧，艺术家要不顾历史规律去捏造历史。那么，合理虚构和反历史主义虚构的界限是什么？我的学习经验是，边界在于历史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虚构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合理吗？是否符合那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规律？一句话: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史料进行了如下提炼和剪裁:
首先，关于时代背景:
张衡活了78岁到139岁。当时世界上有四大强国:东汉王朝，罗马，匈奴和大岳两个部落国家。其中，东汉王朝和北方匈奴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国际局势对张衡不会没有影响。
在国内，自战国以来，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如:低温炼钢技术的出现，水力高炉的创造，造纸技术的发展，《九章算术》的编撰，《史记》中的天文记载等等。这些无疑是张衡成长的物质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地主的掠夺，封建王朝在表面的繁荣统一下岌岌可危。这首先暴露于农业的停滞和衰落。《中国简史》第二版中有一组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人口5000多万，耕地720万公顷；到安帝严光四年(公元125年)，人口4000多万，耕地694万公顷。到舜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人口超过4000万，耕地680万公顷。可见人口和耕地都在减少。范文澜同志说:“在这个时候，田地和人口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破产和失业的痛苦越来越大”(同书)。偏偏这个时候，天灾从来不独雨。张衡一生经历了23次地震和风灾。这种动荡不能不成为催生张衡忧国忧民思想的社会原因。
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在那个时候变得越来越腐败。东汉政治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二是“卜筮之学”在全国的流行。预言是一种类似谜语的预言，起源于巫师和炼金术士。为了神化皇权，封建王朝(首先是光武帝本人)极力提倡占卜之学，使之成为东汉的“国法”，成为王朝存在的理论基础。与此联系起来，就是把与预言相反的科技发明贬低和攻击为“从艺术到艺术的道路”。
列宁同志指示:“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带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转引自《文汇报》1978年6月23日)知道东汉中期的社会背景，张衡在思想和科研上的辉煌是破壁的。
二、关于张衡:
历史剧写一个历史人物，总是突出的，夸张的，但也是避重就轻的。史料的运用不及时，只会模糊人物的倾向。对石
精华。取其所料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主流和历史。
张衡应该突出和回避什么？
张衡这个人物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我纵向和横向解剖了他，两者都充满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