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历史:「 打不垮的一八〇师」,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琴重盼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铁丝制作心得体会1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应征入伍,被编到陆军第一八O师步兵第五三九团服现役。我们一八O师,也跟其他部队一样,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战争年代,以能征善战而为人所称道。其前身是由山西几支地方武装于1947年升级、合编的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兵团的第二十四旅。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时,改称为第一八O师,归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建制。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八O师在运城、临汾战役中,因善于攻城而闻名全军。在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该师挺进西北、挥师入川,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54年,一八O师从朝鲜撤回国后驻扎在安徽蚌埠。1964年底,一八O师番号被取消。
入伍后,常听一些老兵讲,我们一八O师在朝鲜战场上败得很惨,连师政委都成了美军的俘虏,番号差点被撤销。自小就对党史、军史有浓厚兴趣的我,很想弄清楚一八O师朝鲜战场遭受重创的内情,便在以后几年的服役中,凡有机会单独与四川籍的连级干部、山西籍营团级干部相处时,总千方百计地请他们谈入朝作战的事。可他们总是绕过他们曾亲自参加过的入朝作战之初的第五次战役,让我不得要领。究其原因,大概是不想谈及曾被人认为是“耻辱”的往事吧。
历史到了80年代,一些事件终于获得了解密,有关一八O师朝鲜战场受挫的文章常见诸书刊,我仔细阅读,并作了认真研究,终于弄清了一八O师朝鲜战场受重创的内情。
二
1950年,正当一八O师兼眉山军分区在川西剿匪,并响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区行署主任、川北军区政治委员xxx的号召,安定军心,在四川扎根,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6月25日,爆发,战局的发展使朝鲜境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为了,保家卫国,数十万跨过了鸭绿江。
一八O师于1951年春节前奉命开到河北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同年3月17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随所属的第六十军被编入第三兵团战斗序列。
鸭绿江南岸所有的村镇,在飞机狂轰滥炸下都成了断壁残垣,一片瓦砾。部队要在14天内走完700多公里,向志愿军司令部指定的位置伊川开进,战士负荷平均25公斤,牲口负重在100-150公斤。为了防空,部队只能夜行晓宿。时值冬末春初,冰雪融化,又逢绵绵春雨,道路泥泞,实在难走。在行军沿途,因为没有一座完整的民房,部队只得在凄风苦雨的树林里宿营。全师官兵没有一人叫苦。战士们提出,只要有两条腿,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按时赶到三八线。经过十几个夜行军,部队终于按期在4月10日到达伊川,10天之后便投入了第五次战役。
为了夺回战场主动权,防止敌人乘我疲劳再次越过三八线及组织新的登陆阴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反击。
1951年4月22日,星期天。黄昏时分,在三八线附近的西起开城、东至鳞蹄的数百里地段上,志愿军万炮齐轰敌阵,打响了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军的15个军在宽大的正面战线上,同时向“”的防御纵深发起突然而猛烈的进攻。一时间,炮弹如火龙飞窜,步兵似洪水决堤汹涌着向前涌动。
西线左翼:宋时轮、陶勇指挥的五个军一举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前进30公里,突击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完成了战役分割任务。
西线右翼:杨得志、李志明指挥的三个军和第一军团渡过临津江,攻占几处要点和开城、长湍。
第六十军、第十二军、第十五军三个军,在王近山指挥下为中央兵团的第一梯队,担任正面突击,歼灭美军第三师和土耳其旅,尔后和兄弟兵团一起歼灭美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六十军为兵团左翼,奉命经高台山出击,插向纵深,割裂美军第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的联系,同时抗击美军第二十五师西援,牵制美军第三师。
一八O师为第二梯队,也相机投入战斗,对敌进行追击,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初步了解了战场上的基本情况。东线: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分别向杨口、元通里一线进攻,先后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师、第七师各一部。
志愿军经过四次战役与较量,虽使其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但也使摸索到了志愿军一些作战规律,了解到了志愿军没有制空能力,运输线一旦受到封锁,每次战役进攻,依靠部队随身携带的粮弹,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故美军司令官李奇微称我作战为“礼拜功势”。在我军进攻时他们便后退,诱我前出,待我粮弹耗尽时,他们便进行大规模反扑。
4月26日,战斗已经进行了5天,彭德怀发现敌人已把主力撤到汉城以南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进行抵抗,骑兵第一师则在汉城周围组织了密集的火力控制地带。他由此判断,敌人是在诱我攻打汉城,以给我大量杀伤。彭德怀认为在汉城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便令部队停止攻击,于4月28日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歼敌的数量只有2.3万人,没有消灭美军一个整团的战例。彭德怀对此很不满意,开始了一个新的构想:向东转移兵力,围歼韩军。于是发出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
5月16日黄昏,第二阶段的攻势开始。
我第十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一军团首先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攻,摆出迂回汉城、渡江南进的态势,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掩护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于东线,向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发起攻击。
我第九兵团与人民军第五军团向上南里和县里地区穿插,进击韩军第五、第七、第三、第九4个师。
我第三兵团的任务是割裂西线美军和东线南朝鲜军的联系,坚决阻击美军第四十军东援。第三兵团和第六十军将第一八0师列为第一梯队,令其由汉城北芝浦里的山间小路向东开进,相机出击。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攻势发起后的第二天,第三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把六十军的第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列为兵团的机动部队,分别配属给第十二军和第十五军。
一八0师下辖五三八团、五三九团、五四0团3个步兵团。在北汉江南岸一个军的30公里宽的作战地域上便由一八0师1个师来布防,实施牵制敌人的重担便落在一八0师1个师的身上了。要这支装备较差,只有1万人的部队,去抗击拥有300辆、800门大炮、5万多兵力的美军第十军的,任务之艰巨可以想见。但全师指战员们战斗情绪高涨,求战愿望十分强烈。其时,美军陆战第一师、第七师已进至一八0师的正面,企图东援。军部命令一八0师实施以攻为守的战术向春川、洪川插入,控制春洪公路,拖住两个师的美军不让东靠,以掩护我东线主力歼敌。一八O师遵照军部命令,随即命五三九团和五三八团三营由下立岩、发雷分别渡过北汉江,控制寒崎县至阴谷山一线。5月17日,五四O团由发雷渡江进至仑村里,五三九团进至杜武洞。当日,五三八团直插新岩里与敌遭遇,击毁美军10辆,歼敌一个连。5月18日,五三八团二营进至孝子洞、万树洞一线,黄昏时占领万树洞以西3368高地,遭敌陆战一师疯狂反击,二营为坚守阵地伤亡过半。而五三九团二营则控制了洪川北岸二六五、二八六高地,胜利完成阻敌东援任务。
战至5月20日,在东线的志愿军两个兵团,歼灭向云里地区韩军两个师的大部,击溃另两个师,共歼敌5.9万人。彭德怀仍然不满意,但部队已极度疲劳,加之雨季来临,供给又难以为继,再打下去不但消灭不了敌人,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难。他于是命令部队“结束战斗,向北转移”。战役第二阶段遂告结束。
对于大部队来说,撤退并不比进攻容易。彭德怀十分担心撤返时会出问题,结果不幸被言中。
撤返后的第7天,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彭德怀穿着短裤,赤着双脚,走来走去。洪学志刚从100多公里外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赶回来,彭德怀便对他说:“六十军出问题了,那个一八O师同军部同兵团和志司都失去了联络。韦杰昨天说,这个师还在往回撤,可派部队去找,都没找到。整整一个师,不能就这么白白丢下不管!”
彭德怀说完话便要通了第三兵团电话:“我命令你们立即组织部队去救援一八O师,一定要把这个师给我找回来!”
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洪学志:“洪副司令员,从听说一八O师被割断,彭总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没合过眼,已经两天两夜了。”
洪学志走过去,劝彭德怀:“你先睡一会儿,我替你守着电话,有情况马上向你报告。”
彭德怀摇摇头。他又给第三兵团打电话,气呼呼地发了一通火。
尽管彭德怀数次严令第三兵团和第六十军救援一八O师,但救援部队始终没能到位,一八O师仍不见踪影。
三
终于有了一八O师的消息,但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5月22日,当前线部队大撤返时,军部命令一八O师向北转移,渡过北汉江至春江西北地区组织防御。正在执行命令的第一八O师又接军部复转兵团命令,要一八O师担负掩护中线伤员转运任务,在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建立三道防线,坚持3至5天,以掩护大部队后撤。
执行这一任务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容易。自5月22日始,各部队携带的粮食已告罄,部分营、连已断粮。更为严重的是,位于一八O师左翼的第十五军、右翼的第六十三军和兵团预备队都在5月22日遵令北撤了,这就造成150公里的一个大空隙,而在这个空隙区域内惟有一八O师一个师。现在,与整个后撤部队脱节了的一八O师,正陷入敌人的陷阱中。
敌人发现我主力后撤,即集结好几支部队向北展开全线反击。美军第七师和南朝鲜第六师从我六十三军撤出留下的空隙,插入一八O师侧后。美军第二十四师、南朝鲜军第二师等,以摩托化快速部队在空军配合下,从正面向一八O师进攻。
5月23日,敌以大量飞机对一八O师师部和五三九团防线施行轮番轰炸和反复炮击。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在16辆配合下,对五三九团四连防守的九峦山阵地猛攻。四连打退敌人5次进攻,毙敌百余人。敌人用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兵力对付五连,向五连阵地疯狂倾注弹药,阵地化作一片焦土。五连在营长马兴旺带领下,连续打退敌人8次冲锋,并缴获机枪一挺。坚守在城隍堂一线的五四O团一营三连170人的连队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排连干部全部阵亡。三营教导员任振华带领战士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最后用仅有的一枚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在两天的坚守阵地战中,全师干部伤亡的数量超过了时两年的数字。五三八团一营营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泰,五三九团政委韩启明、三营教导员杨彬、一营副教导员郭青五,五四O团政治处主任王体先、炮兵营长张允浩都先后牺牲了。五三八团牺牲了5个连长、6个指导员。五三九团牺牲了8个连长、5个指导员。在这严峻的形势下,5月24日晚,军部命令一八O师立即渡过北汉江,在江北组织反击。当时敌人已控制渡口。由于不是从渡口的地方涉水,又没有向导,部队只能扶着几道临时拉起的铁丝渡江。江流湍急,江水冰冷刺骨,江心的水深到齐胸,人站都站不住。同时敌机还不断从江面掠过扫射投弹。这一夜全师被江水卷走600多人。
5月25日,师部及五三九团往明月里和九唇岱山前进,五三八团转移至上下芳洞阻击,五四O团撤至北培山、鸡冠山一线阻击。当五三九团二营到明月里时,敌人已占领西南3067高地。教导员关志超立即组织部队夺占高地,他命令战斗英雄许四保率领四连二排以迅速突然的动作迂回到敌侧翼,一举夺回高地,毙敌50余名,俘敌2名,缴获机枪4挺。当天下午4时,敌先头部队一个营进至九唇岱山,向防守山头的五三九团二营五连连续猛攻。五连弹药打光了,用石块、刺刀与敌人拼搏。经反复争夺,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阵地上最后仅剩下4个人,仍打退了敌人最后一次进攻。全师官兵,整整一天不仅击退了敌人进攻,还战胜了饥饿。部队早已断粮,官兵靠吃树叶、草根维持生命,有的人因吃了野羊角葱中毒而死。
战士们就是这样以血肉之躯抵御敌人铁甲之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终于迟滞了敌人的推进,为兵团主力后撤争取了时间,但也使自己陷入了绝境。
5月25日下午5时,在明月里的一八O师接到军部转兵团的命令,要一八O师派两个团沿公路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派一个团沿土山路到驾德山,两面阻击敌人,以掩护全兵团3000余伤员撤退。
一八O师接到命令后,即令师直属队和各团重炮连、五三八团、五三九团先行出发到马坪里背后山侧。待部队开始行动时又接到一道命令,即:师部率两个团通过土山路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负责将全师200多名重伤员沿着公路运送到马坪里兵站,然后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于是,师部又命令已经向北转移的五三八团返回协同五四O团到驾德山重新布防;命令五三九团运送伤员到马坪里兵站后,立即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但不知是传错了命令,还是谁改变了命令,五三九团最终却上了鹰峰山。这一错,就使一八O师失去了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的机会,失去了进可攻击敌人,退可用有利地势撤退。
5月26日,当一八O师到达驾德山时,听到马坪里背后山上有枪声,没过5分钟敌人的炮弹便猛射过来。师领导这才恍然大悟:友军已不在了,山头已被敌人占领了。现在,一八O师已经处在敌军4个师的包围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跟上级已失去联系一昼夜之久,部队内缺粮弹,外无援兵。
5月26日中午,师长郑其贵与师代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驾德山五三八团指挥所,召开了紧急党委扩大会议。段龙章副师长首先讲了敌情:“情况非常严峻,美第二十四师已攻占间村,南朝鲜军第六师已进占芝岩里,美七师进至马坪里超出我师侧后,敌人已对我师形成合围!”
郑师长说:“是固守待援还是突围?请集体决定!”
当时,炮弹不断在五三八团指挥所周围爆炸,一个警卫会场的战士被敌机枪射中。代政委吴成德心情沉重地说:“就这几天的战斗看,我们师的重大伤亡并不在于与敌人真枪真刀面对面的较量,而是吃亏在敌人的猛烈炮轰之中。继续如此被动地打下去,部队会被炮火打光的!更何况我们已无弹药补充,怎么固守待援?我主张突围!”紧接着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以及五四O团政委李矛召、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等在发言中,也都坚决要求突围。性急的炮兵主任郭兆林竟忍不住高喊:“师长,快些决定吧!你忍心让部队就这么叫敌人一口吃掉吗?这可是咱一八O师的最后一点老本了!”但也有几个同志提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拼死一战。会场气氛凝重而悲愤。
郑其贵师长是一位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和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但在其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一直从事政治工作,1949年初才改任一八O师师长,在此之前从没担任过主官,但党的政治干部应有的素质和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的行动准则,这时发挥了作用: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撤!
郑其贵师长宣布:“立即做好突围准备!作战科马上向军部请示,批准后立即行动!”
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才得军部回电,同意一八O师向鹰峰山突围。
一八O师于5月26日下午6时匆忙实施突围。考虑沿山路突围笨重的山炮无法运走,只得将仅有的几发炮弹射向敌人,最后剩下一发,炮手含着眼泪让它在炮膛内自爆了。炮连的战士宁愿饿死,也不愿杀死自己的驮马,解开笼头把马放进了深山。
突围中,师部和五三八团、五四O团从驾德山到鹰峰山要通过一个六七里地深而长的沟,几千人拥挤在一个深沟里,受沟底宽度限制,回旋余地很小,在敌人密集炮火袭击下,有些人为抢先而造成建制混乱,使不少人失散了。整个部队,由于四五天没粒米下肚,不少人在这急行军中倒地后就再也未能爬起来。5月27日拂晓,到达鹰峰东山时师部这一路只剩下1500多人。当时,山上敌人已经控制了主峰和许多制高点,居高临下向一八O师逼近。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参谋长胡景义,组织班以上党员干部拼死攻下东台峰。吴成德命令五三九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保卫干事王洪运和警卫排长吕铁栓、侦察员张林川带领警卫排和团机关干部30余人,配合一营参谋长周复幸指挥的一营5个排,一鼓作气攻取了鹰峰主峰。但终因敌众我寡,到下午鹰峰主峰又落入敌手,突围失败。
一八O师余部好不容易冲出敌人重围转移到鹰峰西边一片灌丛茂密的山凹里时,发现四面山头上也都是敌人。敌机在空中盘旋。面对几个师敌人的包围,几位师领导感到依靠兄弟部队接应已很难办到,经研究,决定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一八O师余部人员极度疲劳,干粮吃尽,只能以野菜、草根充饥,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了,面对敌兵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集中突围,只能招致更大的伤亡。
在夜幕掩护下,部队开始分散出击突围。当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跨上马时,听沟下边一个同志叫:“吴主任!吴主任!”吴成德下马,发现是自己认识的五三八团二营身负重伤的军医王洪兴。王洪兴要求吴成德带上他。吴成德一面叫通讯员去找五三八团的首长来处理此事,一面观察王洪兴的伤情,并安慰他。吴成德为此而耽误了20分钟,就跟师部突围人员脱节了。他为了组织、带领被撂下的400多名伤员突围而使自己陷入了重围。他后来带领部分突围人员,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游击500多天,不幸于1952年夏被俘,是我军在中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一位。1953年7月,签字后,他才在9月间被最后一批遣返回国。
关于一八O师分散突围的情况,不能不做些简单介绍如下。
郑其贵师长带领部队顺着沟沿小路朝史仓里方向前进。史仓里方向枪声不断,估计是敌人想阻击我军突围。于是他又朝东北方向走,过了一座山林,爬上一座秃山,这时天已大黑。前边是绝壁,断了去路,警卫连同志集中一些被包带,续接起来后放下去,人们就抓着带子下崖,一溜就是八九十米。中间带子还断过几次,摔伤了好几个人。
下这个山崖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下崖后,沿东西方向的深沟向东行,黎明前走到了沟口,沟口不远处是条小河,部队正计划过河时,雾气中突然钻出十几辆坦克,向他们开炮,并左冲右闯,恣意追压他们。郑师长同段副师长、王参谋长在警卫员的扶架下,绕过敌人,冲入附近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从那里过了小河。走了三四里,又涉水过了一条大河。河岸上埋伏着敌人的步兵,警卫连同他们打起来。在近战中兵是较量不过我战士的,他们200余人很快占领了敌人的伏击阵地……
郑其贵师长率余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6月1日突出了重围。
五
当时,坐镇北京的毛泽东,得知一八O师陷敌重围后,寝食不安,十分焦虑,接连打电报、打电话向远在朝鲜前线的彭德怀询问:“一八O师情况如何?甚念。”
当彭德怀惊闻一八O师损失惨重的报告后,大怒,在6月25日空寺洞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六十军军长韦杰。后来,从师到军,从兵团到志愿军总部,对一八O师所招致的重创,都作了认真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彭德怀司令员首先主动承担了责任,将这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失误之一。
打起仗来被人称为“疯子”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1951年6月被毛主席召见时,诚恳如实地向毛主席检查了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并请求给自己处分。
因指挥不力、不当,一八O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皆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
六十军军长韦杰,建国后任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作为中共中央第十二届顾问委员会委员的他,在1987年2月临终前,还念念不忘那次挫折。他哆哆嗦嗦地对身边的人说:“第五次战役一八O师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把板子打在一八O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1954年,一八O师从朝鲜撤军回国后驻扎在安徽蚌埠。1964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一八O师为基础,组建了安徽省军区、江苏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三个独立师,将一八O师一个师变为三个师。至从,一八O师番号被取消。(世纪风采作者:半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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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平生第一次改车,也是改装的第一辆车,2014年来回走318进藏一个多月,回来就不久又去青岛和车友聚会,开了不到一年卖给江苏淮安的车友,我们现在都有交流,成了好朋友一起分享改车经验
铁丝制作心得体会3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唐朝可以说是很有特色,别具心裁。唐朝综合国力强大,民间往来交流也颇多,在服饰的变化中也自然地融合各种民族特色,形成当时盛行的服装款式,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还是少有的。
唐朝服饰的发展变化还是很有考究,由常服的版式至冠服,到婚礼和丧礼的服装,逐渐呈现规范化,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唐朝的服饰之美。
首先是常服的版式变化,所谓常服,是相对朝服、公服而言的概念。上到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祭祀、参拜、婚礼、丧礼等大事件以外的日常生活中,都更倾向于选择款式简单易穿着且体感舒适的服装,即“常服”。
常服的式样南北不同,地缘关系决定了北方居民更多地接触到塞外游牧民族,因此其常服多由外袍、裤褶(一种只有裤腿而缺少裤腰裆部的裤装)皮靴、腰带、高帽等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零件组成;南方居民责更多地沿袭汉族传统,一般多穿着襦裙、软鞋,以头巾代替
帽子。
1. 翻领胡服
胡服在唐代是个宽泛的概念,除国内的鲜卑、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服饰外,包括中亚等版图以外国家的服饰也囊括在胡服的概念内。在唐朝早中晚三期的壁画、图像中,都能看到胡服的身影,其中尤以翻领胡服最为闻名。
在《步辇图》这类唐代早期绘画作品中不难发现,唐代初期的各级官员在常服选择上多沿袭隋朝旧例,身穿圆领过膝襕衫,足蹬黑皮靴,头戴向脑后翻折的巾子。珍藏在故宫南薰殿内的一批历代皇帝画像显示。
唐朝早期统治者唐高宗的常服画像上,皇帝身穿赤黄色圆领窄袖袍衫、腰佩九环带、脚踏六合皮靴。观察唐朝的众多壁画、石刻发现,唐朝初年的居民无论男女,均喜穿着大翻领袍服,
据史学家考证,这种袍服原型可能为伊朗地区的传统服饰“卡弗坦”。
2. 幞头
此时还出现了对后世服饰产生深远影响的配饰——幞头,最终取代了男子的冠、头巾,在唐代及宋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物肖像中,此物出现的频率极高,通过幞头的式样,甚至可以判断出穿戴者的大致身份背景与生活年代。
最初,幞头由软布头巾包制,后为了增加其美观实用性,在额部衬入木片定型。晚唐时期,
为了更好塑性,方便穿脱,宫廷里在幞头的脚上加入了铁丝或木片,弯折成需要的形状。到了唐朝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为了行动方便,宫廷中又在幞头内直接缝进衬纸、软铜片等,进一步提高了这种头饰的使用便捷性。
3. 襦裙
襦裙作为唐朝女性最常见的服饰之一,其演变历程也最为戏剧化。唐朝初期的襦裙的式样、形制直接传承自保留了北朝遗风的隋朝服饰。于是,初唐的女装皆是这种飘逸纤细又灵动流转的风格。到唐朝中期以后,世人对女性躯体美的要求。
一改往日的清瘦灵动,装变成丰腴圆润。襦裙的廓形也跟随审美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裙身的褶子愈加密集这点上,密集的裙褶为其包裹下的躯体提供了更宽大的空间,足以容纳唐朝女性饱满圆润的身体;其次,襦裙的裙腰也较隋朝时期更高,由腰部直升至腋下。
在永泰公主壁画《九人宫女图》中发现,画中女子的内裙甚至遮不住胸脯,依据现今发掘出的古墓壁画、随葬陶俑看来,“慢束罗裙半露胸”在唐朝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依托纺织、染色、裁剪等服装工艺的发展。
唐朝裙的式样种类繁多,在唐诗、唐史,以及描写唐代生活的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裙类名目的记载,较为常见的有石榴裙、珍珠裙、白鸟裙、翡翠裙等,其中又以石榴裙最为出名。
其次是冠服制度的演变,冠服即唐朝时期官员或皇室成员在参拜、祭祀、大婚、服丧等重大场合或特殊时期所穿着的礼服,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这一制度的背后是儒家的阶级伦理思想。因后文有对冠服制度的剖析,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总体而言,唐朝的冠服制度沿袭了汉魏服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简略,虽被详细规定在法律上,但除少数几种场合外一般不服用。
中国服饰规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原始社会,但因年代过于久远以及记录手段过于原始而无法获得文字类记述,根据出土的陶器或洞穴内的图画猜测,原始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着装习俗。
对服饰规范的起源现已无法考证,比较而言,推测其来源于祭祀活动较为在理。《说文解字》也载:“礼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由此可推断古人认为“礼”与祭祀鬼神的活动有关。服饰作为伦理观念在礼俗活动中的重要载体。
配合现实需要而进化出一系列规范。礼俗活动中的服饰规范发展到唐朝时期也已相当完善,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常为人所熟悉的属婚嫁、丧葬等特定时间场合下的服饰规范。
1.婚礼中的服饰规范
据《周礼》所记,所有的礼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即吉、凶、军、宾、嘉这五类。吉礼为祭祀之礼;凶礼为丧葬之礼;军礼为与军事有关之礼;宾礼为天子与诸侯交往之礼;嘉礼为各类喜庆活动之礼。
婚嫁正是属于嘉礼类别下的喜庆活动。《唐会要》记载:“睿宗太极元年,左思郎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由此可见,唐朝时期汉族以《周礼》中已基本定型的婚嫁活动礼仪规范为蓝本,同样以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妇见礼六项为全部仪程,只是把过于复杂奢侈的仪式进行了简化,比如下聘时所需的大雁,民间也多用鹅来代替。
纳采、纳吉环节中女方所承担的诸多事宜都不需女主亲自出面,女主的活动主要在纳征环节女方收定聘礼以后。因这一环节的完成是女方对婚姻缔结的正式确认,故在此环节后女主必须“戴缨”表明其心有所系,以明确其已归入男方家庭的事实。
在迎亲环节中,婚礼男主亲自登门,女方在堂屋中设置屏障,新娘端坐屏障之后,并以团扇掩面。这种在正式踏入男方家门前不以真实容貌直接面见新郎的习俗,与明清时期以大红喜帕盖住新娘头面部的做法类同,这类习俗内涵着未嫁女在原生家庭中身份矜贵这一逻辑。
这与最后的妇见礼环节中,女性在夫家拜见姑舅以示尽心侍奉这一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女性在娘家与夫家悬殊的地位差别,也是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表现。
唐朝的汉族传统迎亲礼服不再遵循《周礼》中以黑色为尊的规定,结合了当时喜热闹的习俗而转向“红男绿女”的色彩偏好。新娘身披层层叠压的多件大袖衫,系及胸长裙,在最后一层大袖衫外罩一件青绿色广袖上衣,披挂纱质披帗。
且颜色以内红外绿的鲜艳配搭为宜,唐代人崇尚自然,认为绿色生机勃勃,适合在喜庆活动中穿着;男性选择绛红色礼服,如有官职,则可暂时逾制穿着比自身品阶高一级的礼服。
儒家社会中的伦理多是围绕宗族家庭展开,婚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包括唐朝在内的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对缔结婚姻有着很高热情,只有婚礼活动才能松动严格的儒家礼仪制度,穿着高于自身身份的服饰。
2.丧葬礼中的服饰规范
古代丧服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为五类,《礼记》中记载的“上杀、下杀、旁杀”即区分了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的丧服规格,依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以及缌麻五类。
“斩衰”是最重的一类丧服,用粗糙的生麻制作,一般用于双亲、国君以及丈夫的丧礼;“齐衰”较“斩衰”轻,所穿丧服虽也由生麻制作,但衣服有封边,一般用于祖父母的丧礼;“大功”使用粗熟麻布制作,面料较生麻软,用于伯叔父母的丧礼。
“小功”用细熟麻织造,通常在堂叔伯、堂姐妹的丧礼穿着;最后一等为“缌麻”,是最轻的丧服,也是由细熟麻织造,穿戴时间最短,通常为曾祖父母、族内叔伯而服。到了唐代,这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等级严密的丧服制度通过《贞观礼》和《开元礼》的面世产生了一丝松动。
古礼中片面强调父系血缘关系的丧礼规定得到了纠正。《仪礼注疏》对《仪礼》中出嫁女子为父亲服丧在丧服选择上要以“齐衰”代替“斩衰”且服丧期由三年改为一年。
这种把女性之于男子从属地位的原则割断女性与原生家庭的连接,并对女性与其原生家庭的人伦关系造成破坏性结果。此规定对巩固唐朝君主的统治地位并不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反而对女性与其原生家庭的情感造成伤害,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唐朝君主在颁布新令时对这种丧葬制度作出一定改革。
唐高宗即位后,把《仪礼》中出嫁妇女为父亲服丧一年的规定改成了和家中男丁以及未嫁女同等的三年。在父系家庭内部,起源于周朝宗法的贵族血统集团早已不复存在,亲情人伦在唐朝时期取代宗族架构成为丧葬礼中的新兴行事原则。
唐朝包容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外来文化元素充斥于唐朝服饰中,构成唐朝服饰变化创新的文化基础,服饰款式与着装礼仪依据社会现实与人之需求而不断改进,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人文色彩,唐朝以儒家阶级尊卑思想为主流的思想体系,也充分的体现了服饰的个性化和多元化。
唐朝服饰的不断演变和逐步呈现出规范化体系,是唐朝文化思想进步的代表,当代的我们要汲取历史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美好的服饰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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