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个人简介，沈安娜访谈

1941年10月左右，我从中央党部机要室得到消息，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即将召开。许中行来家里联系的时候，我给他口头汇报了一下这个情况。

徐中行代表南方局指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党组织希望你能在会前尽量收集会议重要报告的草稿，以便我党及时主动采取对策。

仔细观察，一些绝密内容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不出所料，其中军务部长兼军委参谋长何写了《关于共产党的报告(草案)》提纲，中央局副局长写了《关于处理共产党的建议(草案)》。此时我虽然怀了第三胎八个月，本该在家休息，但为了获取这次会议的重要信息，我还是坚持每天上班。

怀孕期间，尤其是后期，经常腰酸背痛。上下班一路都是石阶，坡又湿又滑。我双手撑着，气喘吁吁。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沿途休息。平时走路要十分钟，现在往往要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

发布会前，速记不忙，秘书忙。我无事可做，就在秘书室和副官室转悠，希望能有机会在开会前看到或拿到这两份文件。我很清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预警功能。预先知道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对于我党采取主动，是有重大意义的。所以这几天特别注意观察眼皮底下经过的各种文件。

自助者天助。这一天，我去书记办公室，突然感觉眼睛一亮。何秦英的《纲要(草案)》和徐恩曾的《建议(草案)》脱颖而出。这正是党组织所需要的！

虽然这几年在情报战线上经历了很多磨难，见识了一些世面，但当我看到何和的这两份重要文件时，还是忍不住感到兴奋和紧张。

我想了一会儿，当秘书们忙得没空理我时，我果断决定用一种安全可行的方式获取信息。我把《纲要》和《建议》的重要内容都背下来了。回到办公室后，我迅速用冰训的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和我自己独创的速联符号记录下内容。我怕记不住特别重要的东西，就去书记办公室偷看了一次，然后回来更正。然后我大方地把速记纸拿回家，连夜整理成字，再由智明编辑成工整的小字，藏在竹竿里。第二天晚上，许中行来到接头处，把资料带走，交给南方局，并立即上报延安中央情报部，以便党组织在会前全面准确地了解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阴谋和措施。

不久，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明给孩子取名清新和肖鑫。给孩子取名的时候，隐含着我们心中的期待。90年代，当我回忆起50多年前的往事时，我感觉到了。我写了几句没有诗意的话:

重庆抗战时期，这个古老的中国国家期待着新的生活。

孩子难产，就意味着取名华清欣。

1941年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我在产后满月前去了办公室。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速记，就主动协助速记科长徐飘萍整理复印的材料，以便了解会议的全部内容。我积极的工作态度受到了科长的表扬。但是科长哪里知道我的真实目的？

然后，我去印刷单位看看有没有经过大会秘书处润色定稿的正式油印本。打印单位往往会有一些打印不清楚准备作废的文件，放在旁边的架子上，等待统一销毁。我趁着印刷单位的人忙得顾不上，赶紧把我早就喜欢的文件提取出来。去印刷单位，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我每次都试过。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我在生孩子前后都没有休息。当时他很虚弱，体重不到100斤。许中行很心疼我。小方还小，总是缠着我，要我抱抱他。许中行来接头获取信息时，总是抱着小芳，对女儿说:“小芳乖，妈妈太累了，让叔叔抱抱。”他让我们集中精力迅速整理秘密信息，并反复叮嘱我们要好好照顾我。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蒋介石及其同僚正在策划新的阴谋。军委参谋长何秦英在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还通过了两个反共清党文件:一个是《处理CCP问题》，由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内容绝密，只在小范围内讨论；另一个是“推进党务的根本方针”。这两份文件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倾向。国民党内部“清洗”，要“消灭间谍”，“净化”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加强内部控制。这些，在这两个文件里，都有详细具体的措施。如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任的党员监察网，中央局控制的党员检查员，党团制度的建立。

23日，五届九中全会闭幕。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就获得了会议的所有重要信息。我拿到的油印本有些歧义，仔细描一下就能看清楚。智明把油印品的四面切掉，包了起来。许中行来拿资料的时候，我把秘密文件缝在了他的西装文件夹里。

送走许中行后，我还来得及抱抱刚出生的儿子，睡个踏实觉。我睡得很香。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没有睡得这么好。

1941年的这个冬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而又收获颇丰的季节。我没有拿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会议记录，就得到全会的全部重要信息。同时，上帝保佑我和智明又有了一个儿子。

我得到的信息受到了南方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徐忠祥向我和智明转达了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和鼓励。他说，这两个文件非常重要，使我们党能够及时地掌握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党的政策和动向。

1942年1月9日，在延安的中央情报部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了国民党九中全会的信息。毛泽东曾指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的动摇性，这种动摇性似乎只有在法西斯失败的时候才会改变，然后会变好变坏，要根据国际国内的情况来决定。”

那时候，我夫妻的工作是“流水线”——我白天用速记符号记下信息，下班后，我利用前半夜把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然后交给智明编辑。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后半夜。根据情报的性质和优先级，编制分类摘录。如果你有任何疑问，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些细节，你必须叫醒我。除了整理文字，晚上还要给儿子喂奶，尿尿，盖被子。因为太累，睡得很深，经常醒不过来。虽然智明很心疼，不忍心叫醒我，但有时候情况紧急，需要马上了解，只好催我起床。虽然我醒着，但我困得睁不开眼睛。明天拿条湿毛巾，给我擦脸，叫醒我。

我经常在半夜被智明叫醒，一起学习智力。等信息整理好，伪装好藏起来，天快亮了。这个时候我们饿了，但是缺钱，晚上家里经常没有食物充饥。久而久之，我的胃溃疡复发了。如果午夜后醒来，经常两眼发直地等天亮，就严重失眠了。

繁重的情报工作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精力，但我们无怨无悔。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智明是我的指导，我的交通工具，我的丈夫，我的助手，也是在我身后支持和协助我工作的人。很多年后，当我的事迹被解密时，似乎真相总在我身后。但事实上，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老华，我的生活和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智明总是谦虚地说:“安娜是红花，我是绿叶。”其实不管是“红花”还是“绿叶”，我们是一体的，相辅相成的。是大爱使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我和智明晚年定居北京。我们特别喜欢荷花。我请人画了一幅荷花，悄悄叫我把荷叶画大一点。结果画家把荷叶画得很大，占据了中心位置。智明看完之后，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把荷叶画得这么大？

我满意地说:很好，很好！

1941年的冬天在我和智明激动人心的气氛中平稳地过去了。虽然我的胃病和失眠很严重，但是因为紧张的秘密情报工作，我经常会忘记这些痛苦。

1942年初，国民党得知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急需知识分子、汽车司机等技术人员，于是计划利用亲戚或其他方法，派特务到边区从事侦察破坏活动。得知这一消息后，智明及时通过许中行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一信息，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反奸反谍”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变会议方式，每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于是开始筹备五届十中全会。我在会上了解到内部“党内清洗”将加强，国民党、政府、军方领导人将各作报告；陈、陈立夫等人表示要在半年内“肃清内奸”，加强对国民党官员的考核和管理。我们及时把上述情报提交给许中行，南方局又送到延安的中央情报部。

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欧洲战场，苏联和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日本对美英的势力范围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美、英、苏要求蒋介石坚持抗日，不打内战。蒋介石受困于内外事务，不得不在1942年7月提出与中共“谈判”，十中全会也相应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