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卫生部心得体会，通用3篇

医院开展患者体验管理的经验与启示,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健康界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作者：砺扬泰医管

根据2016年德勤在美国做的调研发现，50%的被访者认为医院的品牌、声誉影响他们的就医选择。而当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带来积极的情绪以及正向的患者体验，例如愉悦、快乐、安全、感激和被关怀时，就能增加患者对这家医院的忠诚度，提升医院的品牌影响力。

一、开展患者体验的重要性

关注患者就医需求，了解患者就医体验成为当前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管理者高度重视的问题。卫生部在关于改进公立医院服务管理 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若干意见（卫医管发［2010］14号）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2011年卫生部大力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新一轮医院等级评审用追踪法检查患者就医体验等政策要求，迫切需要医院转变服务理念，重视患者体验管理，提升医院的内涵建设，从而提高患者忠诚度，打造品牌优势。

二、医院如何开展患者体验管理工作

1、提高员工服务意识和水平

（1）为了提高患者体验和忠诚度，保证医疗质量，医院员工需要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

是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礼貌周到、耐心细致、合理连贯的诊疗服务。接诊过程中，与患者充分交流，倾听患者对病痛的描述和诉求，全面、客观评估病情，告知患者病因、诊疗方案、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或风险、替代方案等。

（2）是保护患者隐私，未经患者同意，医务人员不得泄露其病情资料。在医院内参观绝对禁止对患者进行拍照。

（3）是定时开展调查监测，客观科学地了解患者实际需求和心声，并及时制定改进方案。

四是医务人员规范着装，使用文明用语，从而创造良好和谐的就医环境，用实际行动体现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必将大大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2、保障患者在获得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所有权利

根据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编制的国际医疗机构认证标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享有被尊重的权利，其中包括知情同意权、治疗方案参与权、患者隐私权和价值观、宗教信仰被尊重的权利。在实际医疗服务过程中，可以参考新加坡陈笃生医院的做法，医院尊重患者的信仰和文化，在患者的床头卡上注明患者的语言、宗教信仰等信息，便于医护人员的沟通交流；当患者没有家属陪护时，每天电话联系家属进行一次沟通交流，将患者的治疗和身心恢复情况告知家属。

3、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决策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和改善医患关系

有研究表明当医生聆听并采纳患者的意见时可以提高诊疗的效果，能改善医患关系。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患者参与决策的体验得分最低，患者常常被动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决策，无法满足其参与自身诊疗过程的需求。患者希望在诊疗过程中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雨后等全过程、了解治疗方法与手段、了解用药情况及费用清单等内容。这将帮助患者树立信心，并感受到尊重，对治疗过程的公开与透明认可度更高，从而减少沟通不畅，医患纠纷的情况。

因此，医生在给患者制定诊疗决策时，应充分告知将要采取的决策和聆听患者的意愿，使患者了解每个治疗方案的利弊后，与医生共同决定治疗方案。只有在医患沟通过程中，医生赋权给患者，让患者有机会参与决策，才能提高患者的沟通体验，从而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结语：

世界顶尖学术型医疗系统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国际部总裁Charles Wiener曾表示，如果要重新定义医疗机构的质量，则最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与患者体验”。砺扬泰医管认为，医院开展患者体验管理，从患者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人性化的环境、服务流程及诊疗模式，创造医院品牌的正面积极形象，从而实现与患者良性的互动，提升患者体验，提高患者对医院的忠诚度，最终提升医院的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1】Jagosh J，Boudreau JD，Steinert Y, etl.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ian Listening from The Patients’Perspective：Enhancing Diagnosis，Healing，a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2011，85(3)：369-374.

【2】 黄培，易利华 . 基于情感驱动的医院顾客营销策略构建 [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12，23(6):14-15.

【3】孙如昕，陈家应 . 患者体验：公立医院改革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 (4):270-274.

【4】吴丽华. 新加坡医院护理见闻与启示[J]. 当代护士，2015, 8(8): 183-184.

【5】王冠评，胡银环，谢金柱. 公立医院门诊患者医患沟通体验调查研究 [J]. 中国医院，2016, 20(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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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作者：彭江（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研究所副主任）

学人小传

卢世璧（1930—2020），195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58年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曾任主任医师。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卢世璧是我国骨科泰斗，1972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人工关节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在战伤救治、周围神经损伤修复、脊柱矫形、肿瘤免疫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成为业界标准。主持的再生医学项目取得突出治疗效果。卢世璧始终把个人追求与国家、军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先后参加邢台、营口、唐山、汶川重大地震灾害的医疗救援，襄渝铁路三线建设医疗巡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伤员救治等重大任务。兼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理事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被评为原总后勤部“一代名师”、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震救灾模范，2009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2019年5月，卢世璧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刘宇航摄

先河

2020年初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研究所，橱窗左侧正中间位置的人工关节蜡型已经发黄，边缘龟裂，透明胶带覆盖表面，将快要碎裂的蜡型颤颤巍巍地黏接在一起。我久久伫立在这橱窗前，思绪万千——

“卢老，您看这个蜡块实在是太碎了，根本不能固定到背板上，周围这么多精致的东西，还要这个做什么？”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是啊！卢老，您看这个蜡型已经散摊了，不行我们再做一个放上去吧？”旁边一起整理的汪爱媛也应和着。

那是2008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刚开完北京奥运会，我们还沉浸在“北京欢迎你”的欢快节奏之中。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研究所即将从要拆除的东病房楼，搬至现在的南病房楼一层。原来的实验室仪器都要重新归位，最让我们挠头的，是那个固定人工关节假体部件的展柜。部件全是金属，沉不说，黏胶也已经有了年头，轻轻一碰，金属部件就会从展板上往下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干脆将所有挂在墙上的样件取下来，打包到了新的办公地点。对此，不少同事好一阵埋怨。

“把那个蜡型拿给我，你们先固定别的吧。”于是，我们将其他不同类型的人工关节假体，一个一个用尼龙丝线固定到展板上。而卢老要了透明胶带，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整整一个上午。

2008年，卢世璧（右）在汶川一线进行手术。资料图片

临近中午休息，卢老出来了，像个孩子似的欢快，他用那双粗糙的手（多年透视下手法复位，皮肤粗糙，指骨变形）将碎裂的蜡型用透明胶带一块一块地黏结在了一起，“彭江，来，你们看呀，我黏得怎么样？”

卢老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个孩子似的，对那块蜡型关爱有加。可是，我们一看，立刻犯愁了。是啊，虽然黏好了，但还是随时要碎的样子，怎么往墙上挂？老人家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你们先挂别的吧，这个我来挂。”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蜡型的历史竟然有36年。

200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除北京奥运会之外，另外一件就是汶川大地震。作为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代表，卢老冲锋在第一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起了人工关节的往事。

资料图片

“那是1972年，陈景云主任把我叫到身边，当时我还是主治医师，嘱咐我带着王继芳教授（当时是住院医师）一起开始国产人工关节的研发。”卢老回忆道，当时我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被外界封锁，衣食极度不足，原材料匮乏，加工手段落后，几乎没有外文资料可供参考。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人工关节假体形状怪异，无论怎么描述，绘图师（那时只有手工绘图）和工人师傅也领会不了卢老的意思。最后，卢老干脆亲自木刻人工关节模型，指导设计师依照这个模型绘制工业设计图，赴宝鸡的深山中寻找金属钛，选择金属材料的配比，先后经过制作蜡型、浇铸成型、铸造毛坯、精技工成型等研发步骤，直到动物实验成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年后开始了我国首例人工关节（肘关节、股骨头和全髋关节）置换术。

是啊！看着橱窗里的一个个样品，里面有金属毛坯，有人工股骨头、人工髋臼，有人工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指间关节，有骨水泥型假体，有珍珠面型非骨水泥假体，有最早的钛金属假体，有钴铬钼不锈钢假体，有肿瘤型假体，还有髋膝关节的翻修假体……1972年—1991年，时间跨度20年，我们最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卢老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奠定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今天的成就，开启了中国人工关节外科的先河。就是这个蜡型，这个粗糙的铸造假体，这个木质的人工关节模型，在那个没有原材料、没有数控机床、没有计算机、没有CAD辅助设计，白天手术、夜间加班的年代里，需要何等的坚持和努力，才能做出如此成就。

严苛

我是2002年来到骨科研究所攻读卢老博士的，刚来时，因为第一次面对一位院士，对老人家还是怀着几分恐惧。随着与卢老的接触增多，才发现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两面性”——学问上的一丝不苟和生活中的俭朴随意，形成了鲜明对比。

记得2002年秋，博士研究生上基础课阶段，我与同学在食堂午餐，饭后闲聊，突然有人提醒我，“看，那不是你‘老板’吗？”（我们私下称导师为“老板”）。放眼望去，还真是。卢老身着夹克衫，手里拿了个烧饼，边走边吃，全然没有著名专家的高大形象。他来去匆匆，我本想上去打个招呼，结果一转眼，他就出了食堂，消失在人流之中。

在那以后，我才发现，在生活方面，卢老非常俭朴，吃饭没有过多要求，经常加班，加班后与工作人员和学生一起吃盒饭，就餐时也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全然没有大牌专家的架子。

但是，一说起做学问，很多在研究所工作和学习过的人都清楚，从来不敢有半点马虎，因为卢老对每一个研究细节的要求都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同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读博期间，我从事的是股骨头骨坏死方面的研究，那时国内还没有MicroCT，需要在组织学切片的基础上对松质骨切片进行三维重建，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但按照课题进度，仍有些慢。

突然有一天，卢老把我叫到办公室，听我汇报完进度后，他突然生气地批评道：“你毕不了业，不要怪我！”我立刻无语了。当时很是不理解，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这样说我，觉得非常委屈。

回来后，我对比标书进度，发现确实慢了不少，知识量也不够。在随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索性住在研究所，白天做实验，晚上看文献。终于，在卢老和辅导老师汪爱媛教授的帮助下，历经失败，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除了研究就是思考，除了掌握基本实验技能之外，还阅读了大量文献，在学习医学基础课程之余，还掌握了大量包括计算机图形学、三维重建理论与实践、MicroCT骨计量分析和基于骨小梁结构的微有限元分析、骨强度计量方法等工科知识。加上大学毕业后学过一些力学方面的课程和博士期间的大量阅读和实践，获得了很多学术领悟，尤其是在股骨头骨坏死的塌陷机制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带学生，经常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荒废研究生时期的宝贵时光，回顾那些年的忙忙碌碌，有人问我哪个时期的收获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一定是博士期间，正是在那段时间，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在导师的指导下，将自己过去的所学做一个集成，并攻读将这个集成放大，形成对事物的科学认识和独立见解，也终于敢对教科书的某些观点和某些治疗方案提出异议。

虽然，卢老的批评已经过去17年了，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正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所说，一生中真正让你难忘的是对你要求严厉的老师。后来，在与卢老的沟通中，我也了解到，他批评一个人，并不表示这个人不好或不努力，而是希望他更好、更努力，可见老师的用心良苦。

现在我带学生，也按照卢老的要求，不敢松懈，不误人子弟，让学生掌握真才实学。正因为严格要求，我的学生在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不仅通读骨科教材，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收获满满，还在科研知识和技能方面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并有多篇SCI文章发表。

起初，我还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严格，现在也不解释了，因为所有的学生事后都会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许多人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业绩，正是因为他们在研究生期间受到了系统培训，基本功扎实。正是这种踏实做事、持之以恒的学风，促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有了更多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

担当

从卢老的日常工作言行中，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谆谆教诲和勇于担当。

在骨科临床上，有一种难治性疾病叫股骨头骨坏死，主要是因为创伤、激素使用或酒精导致股骨头血供障碍。股骨头骨坏死早期症状不明显，只有到II期以后，机体自身的修复导致股骨头骨结构改变才会引起疼痛不适。

在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资助下，我们成功建立了鸸鹋股骨头骨坏死塌陷模型，随后确立了组织工程技术修复治疗早期股骨头骨坏死的治疗方法，即采用组织工程技术局部抑制破骨过程，局部植入细胞和组织工程骨促进成骨过程。

2011年8月，我们准备首次将这项技术应用临床，尽管动物实验获得成功，但是要将培养的自体骨髓间充质细胞注入人体骨内，还是担心并发感染，并发脂肪栓塞及肺栓塞以及骨坏死加重等状况。

这时，已经81岁的卢老给我讲起了他当年进行我国第一次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时的故事。由于是全国首例，为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医院停掉了他当日的所有手术，医院院长和政委在手术室外等候，全力保障手术顺利进行。

卢老告诉我，他当时作为主刀医生，心理压力非常大。那时，作为骨科主任的陈景云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出了问题算我的，你就大胆干吧！”

“现在，我想对你说的也是这句话‘干吧，出了问题算我的！’”卢老对我说。

手术成功了。

半年后，病人过来复查，髋关节功能和股骨头外形均不错，但髋关节核磁共振的结果还是显示坏死，我一时迷茫了，“是不是治疗没有效果？”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跟病人解释。

我找到了卢老，他拿着片子，仔细看后，把我叫到看片灯前，拉着我的手，将手术前后的片子一幅一幅对比，结果惊讶地发现，坏死股骨头的外形不仅保持完整，坏死的范围也明显缩小，骨坏死的类型也由JIC分型的C型（塌陷率100%）转变为B型（塌陷率60%）。直到手术后第9年，这个病人的股骨头不仅外形良好，而且核磁信号恢复正常，髋关节还能活动自如。

我们治疗股骨头骨坏死所采用的组织工程技术于2018年成为北京市卫健委重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在那之后，我也学着卢老教我时的样子，把学生和病人叫到电脑前（现在图像都在电脑里保存），采用卢老教我的办法，将手术后与手术前的片子一幅一幅做对比，告诉他们——“哪个区域的骨头吸收了，哪个区域的骨头长起来了”，今后还应注意什么。

有些人嫌我啰嗦、磨叽，但我心里清楚，在我迷茫时，我的老师卢世璧院士就是这样不厌其烦教我的，我也应该这样对待我的学生和病人，因为这样的教诲，已经融入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思维和行为的一部分，更成为我的工作习惯和行为准则。我要像卢老对我一样对待年轻人，做到“东风化雨，春泥护花”。

卢老的博学、严厉和宽容，不仅造就一批批著名的医生和学者，其教书育人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后辈。我不是卢老最出色的学生，但在我心里，卢老始终是我最出色的老师。

执拗

说起卢老的医术和学问，无人不称赞。有人不禁要问，卢老是如何达到这一境界的？虽然卢老靠人工关节起家，但我接触他时，他的研究已经转向，主要集中于组织再生方面（包括神经、关节软骨和骨）的研究。

组织工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把创伤修复从置换（Replacement）、修复（Repair）带到了再生（Regeneration）时代。卢老时刻告诫我们，一定要在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一定要紧密结合临床。他强调，骨科研究所的方向是应用基础研究，一定要以“科研课题来自临床，科研成果服务临床”为宗旨。这一点我的体会特别深刻。

那是2006年春，我作为杨强博士的辅导老师和研究生一起做课题，方向集中于组织工程软骨支架的制备。当时，可以作为软骨支架的材料很多，工艺也种种不同，骨科研究所已经探索出关节软骨细胞外基质的制备方法，但是呈颗粒状，因为关节软骨内的Ⅱ型胶原纤维排列是取向的，在如何取向这一点上始终不令人满意。我看到文献中PLGA等材料做出的支架结构和可降解性能都让人满意，产生了改变方向的念头。

那时，正逢师母病危住院，卢老全家上下都在为她的病情忙碌。百忙之中，卢老听取了我们想更换支架材料的工作汇报。没想到，刚提及此事，卢老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表示，材料可以选择，也可以采用复合材料，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必须以软骨细胞外基质为中心、为基础。

说实话，我们那一刻困惑极了，没有人这样做过呀！也没有文献这样报道呀！但对于这一点，卢老非常“执拗”，坚持这一方向，并认为这是组织工程发展的重要方向。随后，我们创新性地改进了软骨下细胞外基质的制备方法，采用湿法粉碎，获得丝状纳米级软骨浆料，再重新组装成型交联，制备出了取向性的三维多孔支架。

在卢老的大力推动下，这项技术申请并经过总后卫生部批准，应用于临床。骨科研究所也成为最先将自主研发的组织工程软骨应用到关节软骨损伤治疗的单位。6年过去后，这一技术先后获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称之为“第四代”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技术。不仅如此，该技术也于2018年成为北京市卫健委首批重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成为组织工程技术临床转化的标志。

回想起来这些往事，更增加了我对卢老的崇敬，要是当年没有他老人家的“执拗”，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软骨修复技术。软骨修复技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在众多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大量阅读文献，反复调研、细心揣摩，认准方向、一鼓作气的结果。

那时候，卢老已进入耄耋之年，仍坚持亲临一线查看病人，与我们讨论课题。大家经常为实验的事情争得脸红脖子粗，仿佛在吵架。为此，许文静经常提醒我们，声音太大了。但每次争论过后，卢老又像个孩子一样，不时开开玩笑，轻松一下气氛，并鼓励我们“真知来源于交谈”。

在学术上，卢老鼓励个人拥有相反的观点，从来不以势压人，更谈不上事后报复，常常是争论完后，大家分头查文献，回头继续争论，最终形成统一方案，并执行。

与卢老讨论的过程，不仅是工作，更是学习，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是做学问的态度——在困难面前的一种淡定自若、一种坚持不懈、一种一往无前。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先后获得国家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的资助。我自己也成为科技部973项目、科技部干细胞专项课题组长和多项国家、军队重要课题的负责人和执行者。

在卢老的带领下，骨科研究所连续两次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考评中荣获优秀，排名医学实验室第一名。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在2019年全国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排名中，名列第一。

然而，在学科发展取得辉煌业绩之时，我敬爱的老师——卢世璧院士却于3月28日11时30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卢老从医70年，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绝对忠诚，对医学事业执着追求，开创我国人工关节外科先河，在骨科再生医学领域创造非凡业绩，耕耘临床一线，不懈奋斗，研究成果惠及无数患者。

卢老是301医学精神的缔造者，他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顶尖医学人才，锻造了国际一流骨科团队。他的学术思想“科学问题来自临床，科研成果服务临床”引领学科发展，造就国家顶级学科，是我国医学领域的一面旗帜，他无愧于“模范医学专家”的荣誉称号。

遵从卢老生前遗愿，不给大家添麻烦，丧事从简，没有遗体告别。但他的同事、好友和学生都纷纷来到其生前办公室，缅怀这位医学大家，感谢他为解放军总医院、为祖国医学事业、为国家作出的卓越贡献。

夜深了，骨科研究所橱窗里的灯还亮着，里面有一个个冰冷的金属假体，有发黄的颤颤巍巍的即将碎成多块的人工关节蜡型，有已经“48岁”的木雕人工关节模型，有令现代人看不起眼的铸造的人工关节毛坯……透过这些冰冷的物件，我仿佛置身于40年前，我的老师卢世璧院士和他的战友，正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绘制图纸，以满腔热血将滚烫的钢水浇铸、打磨成型。一批批病人摆脱关节疾患的困扰，走出病房，重新开始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冰冷的假体，是卢老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用热血铸就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见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卢老的成就起源于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源于他献身医学、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他的成就在于他在用这样的信念，一口气坚持了70年，他用他的坚持，磨砺出他的光辉一生。

卢老，一路走好！您的教诲学生铭记心间。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3日11版）

【求索】

作者：赵婧，系光明日报主任编辑

学人小传

周超凡，1936年生，浙江省平阳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63年毕业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1985年调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建立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是中医治则治法领域的开创者与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医治则学》《周超凡临证用药经验集锦》等10余部著作。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并担任药理临床组长。曾参加6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编写，2010年获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到周超凡家时，85岁的他刚刚结束90分钟时长的“名老中医百家讲坛”网络直播讲座“中医药治疗高血压认识与体会”。距离2008年正式退休已经过去13年了，但这些年周超凡从没享受过退休生活的轻松惬意，科研、教学、保健任务、医疗、评审、审稿、讲座……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对于每项工作，周超凡都没有丝毫将就和对付，也没有走任何捷径，用他自己的话讲，诀窍就是“惜时”，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中医药的学术传承和文化传播上，“让更多中医人学好中医、更多人了解中医，是我的使命所在”。

午后的阳光折射在客厅铺满整面墙壁的木制书架上，照亮周超凡大半生的积累与成果：《中医治则学》《历代中医治则精华》《精彩诗图话中药》《精彩诗图话方剂》，“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奖杯……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地讲起目前同时推进着的两件事：一是指导调研中医治则学教材纳入中医药大学选修课的可行性，二是促成《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中医治则学》的英文译本出版。他说：“中医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医的灵魂，中医要传承下去、传播出去，不能丢掉思想，不能不讲理论。”

周超凡秉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理念，既坚守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药理论的根本，又汲取和利用现代科研成果。近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以治则学为依托把中医的治疗思想和理论的精华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以“教”“传”为乐。他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流淌在血液中，渗透到骨子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这样评价：“他不仅是一个中医学家，还是一个中药学家。他讲究药物原理，对很多用药讲得非常透彻，并且与时俱进，就连最新的药理成果都能在他的方子里得以体现，是当今能说清楚病、药、方的人。”

中医世家少年立志

周超凡与中医的缘分与生俱来。1936年4月，他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一个五代传承的中医世家。周家祖上由儒而医，他的祖父周觐光，不仅喜研中医，而且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明治政法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又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他的父亲周志俊，幼承家学，青年时期便以医立身，同时也学习新学，是一位开明的中医。他的母亲出身平阳望族陈岙马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十分注重对周超凡的培养，在他幼年开蒙时，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稍长，又讲解《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母亲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受周家医学氛围的影响，也兼通医药。有很长一段岁月，都是周超凡的父亲坐堂看诊，母亲抓药。高高的药橱里花样繁多的饮片、忙碌的药工和往来不断的病人，是童年时期周超凡印象最深的场景。

周超凡在为患者诊病。

耳濡目染，周超凡幼时便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看在眼里，便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为百姓解除疾苦的医者，让他诵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及《濒湖脉学》等入门书籍，还时不时带他出诊和上山采药。初中毕业时，周超凡已经能辨认上百种草药，也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

1956年，我国在西（成都）、北（北京）、东（上海）、南（广州）各建了一所中医学院。周超凡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了四大中医院校成立和鼓励有志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的文章，心潮澎湃。他拿着杂志，和班主任老师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理工科人才，班主任老师强烈建议周超凡攻读理工科。但周超凡的内心还是想完成父亲的心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读大学，接受系统的、科学的中医教育。”

1957年，周超凡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医学院，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中医大学生之一。从小县城到大都市，踏进这所中医药高等学府，有幸受教于程门雪、黄文东、石筱山、秦伯未、章次公等中医大师，周超凡兴奋不已。6年的大学时光，他只争朝夕，系统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等课程，阅读了大量中医药经典著作，并做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大学，周超凡认识到中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为了让自己的知识结构更系统更全面，他也努力学习现代医药知识。“学好西医可以为我所用嘛！”周超凡回忆起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这样度过的：“每天三点一线，教室—宿舍—图书馆的生活方式，在别的同学看来或许有些枯燥，但我自己在书籍的海洋中自得其乐。”

课余时间，他经常跟老师出诊见习，从临床中体悟所学。读大学期间，周超凡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6年的时间，他不但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更是深深体悟到医学大家“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的治学精神。1963年，周超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还发表了数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药论文，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中药科研工作，主要致力于传统中药方剂理论与现代生药、药理、药化相结合的研究。

基层磨砺甘之如饴

初到中药所，踌躇满志的周超凡，一边饱读十几部本草著作，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一边在实验室里做一些药物的动物实验。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医药科研刚刚起步，科研工作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寻找中医药研究的科学路径。一个药物有多种甚至数十种化学成分，在不同的方子不同的配伍或不同的用量就有不同的功效；同一个药物，在人身上是一种功效，到了动物身上却是另一种功效；一些药物在小鼠身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人身上却失灵了……诸多问题，让周超凡时常陷入困惑。他隐隐约约意识到：中药药化的研究有其科学性也有其局限性，如果撇开配伍和临床方剂，单纯分析成分，就背离了传统中医理论；中药药理和毒理的研究更不能唯成分论，也不能单靠动物实验照搬过来用在人身上。

周超凡意识到了“不能”，他渴望从中医临床实践中解开困惑，找到“能”走的路径。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他都要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出门诊。就是在这里，他被孟河学派大家、中医研究院元老之一杨树千先生收入门下，亲炙三年。也就在那段时间，周超凡打下了深厚的中药学功底，临床技能也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谈起那段经历，周超凡对恩师的尊崇和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他说：“老师带我的时候是71岁的年纪，他精力充沛，但是一整天门诊看到最后，也是勉强支撑着。”

民国时期，杨树千在武汉挂牌应诊，都是给底层百姓看病，诊费便宜、方子不贵，靠车夫、船夫等劳苦大众口碑相传而成名。在调至广安门医院后，他仍然秉持初心，不开大方，不轻易开贵药。周超凡也一直传承着这一品质。

经过临床历练，周超凡深刻认识到，临床是中医的根本，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才是正途。此前的疑虑豁然开朗了，他坚定走上了探索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此后60多年的科研生涯，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医临床。

1965年，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支支医疗队奔向了农村、山区、边疆。周超凡先后三次参加北京医疗队中医研究院分队，赴山西、湖北、江西等地进行巡回医疗、中草药的收集整理，还为西学中班讲课。

在山西稷山的那一年，周超凡除了尽心为当地老百姓看病，遇到突发情况，还给动物看过病。与稷山相邻的万荣，有种马出现了心脏病，当地人请周超凡去看病。那时，周超凡不知马的心脏在什么部位，更估量不清马的体重，只能边问边学，开出了炙甘草汤，研成粉灌服，马竟然痊愈了。

从山西返京不久，他又被派往武汉。为培养军队中西医结合人才，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举办了西学中班，可连一本教材都没有。周超凡作为主讲教师，每天上午讲课，下午组织讨论、答疑、实习，晚上就自编教材。在此期间，周超凡带领学员到湖北阳新一个湖区巡诊，当地一个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孕妇临盆时突发肠梗阻，疼痛几次使她昏死过去。当地医疗水平低下，交通不便，转院显然来不及了。孕妇身兼两命，当地医生在束手无策之际，找到了医疗队，请周超凡出诊。周超凡在仔细分析病情后，根据《内经》“有故无殒”的治疗原则，果断投予加味大承气汤以泻下通腑。患者服药后，腑气得通，疼痛旋即缓解，次日顺产一女婴。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在参加首届全国中医药大会时，时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的吴咸中院士在学术报告中讲到了复方大承气汤治疗急腹症的应用，周超凡当即想到了这个病例，两人在治疗思路上不谋而合。

经历了11个月的军旅生活后，1969年，周超凡又随医疗队来到江西德兴。此次出征，他身兼两职：一是继续举办西学中班，为当地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二是整理民间地方中草药，调查中草药资源情况。虽说周超凡上山采过药，也已经具备了丰富的中药知识，但独立地、全面系统地研究地方草药，这还是第一次。为此，他深入药农中间，虚心向他们学习；钻进书本中，向前人学习；在诊病过程中，向患者学习。白天和药农一起上山采药，晚上在灯下制作中草药标本，弄清每味药的科属、药性、药效及临床应用等问题。

“记得有一次在采集中药标本的过程中，我被飘香的山腊梅所吸引，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用山腊梅叶治疗感冒。通过走访、口尝身试和应用，确认了山腊梅叶是一味很好的辛凉解表药。后来，在我的建议下，1977年版《中国药典》就收录了山腊梅叶，用于治风热或流行感冒、发热、咳嗽等。”离开江西回京时，他已汇集整理了100多种中药标本，并做了上千张卡片。

如今，回想起这段基层岁月，周超凡仍然认为，这三年是对他最好的历练，收获之大远超预期，甚至可以说是他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倾心中药撰文修典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就在这次大会上，《全国中草药汇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份沉甸甸的集体荣誉凝结着周超凡的智慧和汗水。

从1970年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到1975年开始参加《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周超凡在特殊的时代开启了新的征程。他在《全国中草药汇编》的编写工作中担任药理临床组长，负责编写药理、临床两部分内容。在之前多年科研、诊疗、教学工作积累的经验基础上，他又花费了大量精力，搜集整理各地草药手册和以往研究资料，结合自己的认识，参与到《汇编》的编写工作之中。

1975年，周超凡开始参与第三版（1977年）《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工作。1985年，他被选为第5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后连任至第9届，一干就是25年。25年间，周超凡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建议修订《中国药典》对中药功能主治的表述，规范中药饮片的用量，增加关于毒性和用药安全的指导，以及根据临床需求和药物质量删除和新增部分成方制剂等；经过考证和深入研究，订正了马钱子、斑蝥、枳实、枳壳等药物的性味。再如，基于化学成分不稳定以及卫生等问题，他建议限制粪便类中药的临床应用，认为对粪便类药物盲目草率一概废除的观点或做法欠妥，尤其对五灵脂（活血化瘀药）这类临床常用而有效的药物，应该在加强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利用，1995年版《中国药典》取消了对粪便类中药的收录。再如，他对有毒矿物药（重金属类）剂量超标应用，鉴别方法、含量测定的缺失等问题忧心忡忡。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他连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牵头完成了《尽快解决中成药含朱砂、雄黄的问题》《对有毒矿物药要加强研究与限制使用》两个提案，获得多位委员联合签名后向全国政协提交。那些年，他还发表了《含铅类中药的临床应用、中毒及防治》《朱砂治病要兴利除弊》等文章。部分建议被《中国药典》采纳，《中国药典》曾经两次大幅度降低朱砂、雄黄的剂量。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很多相关超剂量的成方制剂存在，从2006年至2009年，他又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含朱砂（兼含雄黄）成方制剂问题的讨论》（2003）、《从牛黄解毒片（丸）看含砷中成药的安全性问题》（2006）、《应加强对朱砂、雄黄药用价值的再评价》（2007）、《朱砂、雄黄的应用概况及评价》（2009）等论文。周超凡执着坚持，不遗余力地推动有毒矿物药的兴利除弊工作，对防止医源性有毒矿物药中毒，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有着重要意义。至2010年第9版《中国药典》出版后，周超凡已经连续参与了6版药典的修订，为中药的安全应用和规范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2010年，他被授予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关系，在连任5届后，周超凡退出了药典委员会，任第十届特别顾问，仍然会为药典编纂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时至今日，周超凡仍然心系《中国药典》修订。他语重心长地说，有毒矿物药的兴利除弊、扬长避短需要国家层面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并把研究成果真正落到实处。动物身上的实验结果和用于人体的反应有所不同，不能照搬，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需要后来几代人努力去完成。2020年第11版《中国药典》出版，他对其中的变化如数家珍：“中药又新增了11种，修订了452种，其中包括穿山甲已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马兜铃和天仙藤肾毒性问题，黄连羊肝丸因含有粪便类的夜明砂被剔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超凡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对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彼时，中国人参蜂王浆产品由于缺乏权威性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和临床应用报告，在出口时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为此，美国一些药品食品研究机构和滋补品经销商联合向我国索取有关研究资料，这项研究关系着大量外汇收入和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周超凡的妻子张静楷是一名主任药师，熟悉现代生药、药化、药理、制剂等多学科知识。夫妻俩平时在事业上就是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周超凡接到这项任务后，深感使命重大，和爱人携手攻关，用了半年时间，二人共同完成了论文《中国人参蜂王浆的药理、毒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报告》。此文在美国一经刊出，立即引起重视。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总局（FDA）在研究核实全部资料后，为中国人参蜂王浆发放许可证，允许进口经销。此举对中药外贸作出了贡献。

治则治法返本开新

1985年，周超凡奉命调至新成立的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持筹建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开始致力于中医治则治法的学科建设和治则治法理论研究。中医的治则概念，包括治疗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方证四部分，四者相互交叉渗透，相辅相成，治疗思想引领治疗方法与疗效，也决定着治则治法与疗效，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决定性基础。虽然在某些疾病的诊疗过程中，有经验的医生会根据经验判断直接开具处方，并没有标注具体的治则治法，但从药、方、法、理的角度去追溯，实际上是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过程。

周超凡决定一步步来，首先推进一项重要工作——采撷汇集中医治则精华。他带领团队对历代中医治则文献进行全面整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们从先秦至晚清3000余种医籍中选取了300余种，将其中涉及中医治则与治疗大法的重要医论汇成《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院士评价说：“《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既博采了历代医家纵论治则的珠玉，又撷采古典医籍治则理论的精华，开创了中医治则文献研究整理的先河。”

周超凡继续攀登，历经数年，完成了代表作《中医治则学》。此书的重点在于建立中医治则理论体系，并用治则治法指导临床实践。业内同行专家对《中医治则学》一书评价极高，国医大师路志正谓其“冶历代治则于一炉，集万家精髓于一编”；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研究员谢海洲赞其为“中医治则学的扛鼎之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孟庆云则谓其学术“论辩醇正，法度粲然”。

在研究工作中，周超凡认识到，只有和临床应用相结合，中医治则治法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因而他在研究治则治法理论的同时，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并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疑难杂病的方药和制剂。

在治则治法领域坚守、深耕30余年，他完成了对治则源流的考察，修订了治则的定义，明确了治则的内容并扩展了其范畴，提出中医治则的多层次性并对治则进行了层次划分，明确了中医治疗思想、治则与治法的区别与联系，实现了治则治法体系和学科的构建；同时，又将中医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贯穿其中，彰显了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的实践价值。

“中医治疗思想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在吸收借鉴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并确立了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治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治疗思想是中医治病的灵魂所在，离开了思想，中药便成了草根树皮。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中医治则学’能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中医药高校，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人才，用中医思想精准指导今后的临床实践。”周超凡坦言。

教书育人老牛奋蹄

周超凡从医已60载，回望过去，他说：“除去学习和特殊年代的磨砺，我的学术生涯，前半生是搞中药研究，后半生都扑在治则学上了。”

周超凡以身作则，既教书，又育人。在指导学生从事临床、科研工作时，他把平生所学悉心教授给学生。他一直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中医药学怀着浓厚的兴趣，才能深入进去；勤奋是成才的阶梯，只有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断钻研，才能有所作为。他特别希望学生成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退休后，他还不遗余力广收学生，培养后辈400余名。今年5月10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周超凡学术传承大会”上，他又收下21位弟子。看到学生在进步，看到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他颇感欣慰。他说：“人的一生很短，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没有完成，希望后学有人，并勇于超越。”

对于学术传承，他秉持“中医是理论医学，更是实践医学；中医是传统医学，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医学”的理念，围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实验与临床相结合，先后进行了28次专题讲座，重点讲辨证与辨病、传统药性理论与现代药理、继承古方与创立新方相结合用药的思想与经验。他时常嘱咐学生、弟子，不能抱守残缺，一定要与时俱进，在科研、临床上充分吸收和利用现代研究成果。“搞药的人要懂中医临床，才能有感性知识；搞临床的中医大夫，也要吸取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才能与时俱进。”

为了增进青少年对中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2019年、2020年，他相继编写了科普图书《精彩诗图话中药》《精彩诗图话方剂》。为了找到更能贴近孩子的叙述风格，他连续听了1年多儿童节目《小喇叭》。这两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开来，把中医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一代人的心里。

周超凡一直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描述自己。回望60多年的学习、科研和临床经历，他说：“我的介绍里有很多头衔，但我的身份只有一个——中医人。我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坚持在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上探索中医药传承精华、发展创新之道。”

“不忘初心60载，中医人生渐展开”——周超凡挥笔写了这句自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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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6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