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品读西柏坡》作者孙万勇：西柏坡实现胜利时的主动转折

重温《甲申三百年祭》

在今天的西柏坡纪念馆资料室里，存放着一本不太引人注目的小册子，虽然书本已经发黄，但它曾经是关于中共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资料。这就是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近2万字，发表于1944年3月1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连登4天，恰逢明王朝灭亡300周年之际。文章叙述了李自成经历10多年艰难奋斗才建立政权，占领北京后，不听谏言，被胜利冲昏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终失败，丢掉刚刚到手的政权。

此文一出，当时的国民党反应激烈，并发社论指责。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却赞赏有加，先后两次推荐全党认真学习，并把它印成册子，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时隔5年后，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再次要求印发这本《甲申三百年祭》。

1949年3月23日是共产党人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的日子。启程前，毛泽东还在农家小院的旧帆布躺椅上看书，中央书记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催促他出发。毛泽东站起身来，将书交给叶子龙，嘱咐要带在路上，便风尘仆仆奔向未来新中国的首都北平。

到达北平香山后，叶子龙把书拿出来，正是那本《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毛泽东在“赶考”前对周恩来说的话。

居安思危不过时，大胜骄傲要避免，绝不能出现李闯王式的失败，今天更要注意。

西柏坡本是华北太行山下一个普通山村。20世纪40年代，中国改天换地的革命，让“西柏坡”这个名字与中国革命历史、中国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发生的一切，使中国命运为之一新，世界格局为之改变，古老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在这里诞生的西柏坡精神，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品读西柏坡》孙万勇 著学习出版社

近日，中宣部学习出版社重点策划、隆重推出由历史学者孙万勇写作的《品读西柏坡》一书，这是作者品读系列丛书继《品读石家庄》之后的又一新作。历史和现实都在探问：为什么70多年过后，人们还在品读西柏坡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长江日报读+邀请到孙万勇，为我们揭示西柏坡这个历史坐标蕴藏的深刻内涵。

读不尽的西柏坡

孙万勇。

孙万勇是河北安平人。退休前曾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现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长期研究历史文化和西柏坡精神，写过《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品读石家庄》《走向辉煌》等著述，还策划过《石破天惊》《正定》以及获得了电视金鹰奖的《璀璨时空》等电视文献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形容他：“既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工作经验。”

由于工作的关系，孙万勇曾无数次来到西柏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很早以前，我就有写西柏坡的愿望，记录一下多年的感悟和体会。”但真正付之行动的时候，孙万勇才真切感到，这项工作不简单。

“关于西柏坡的书籍已经很多，新书如何拓宽视野，从新的视角和深层次，特别是如何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去解读，有一定难度，也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动笔之前，孙万勇再次来到西柏坡，游思在广场的5位中央书记铜像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在毛泽东故居，在中央军委作战室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看到一张张照片、一份份电报稿、一件件简朴的用具，不由自主再次被70多年前那段威武雄壮的大剧所打动，“尽管已来过无数次，但总感觉西柏坡是一本大书，读不尽”。

他反复回想：“时间过去如此久远，西柏坡精神并没有消退，没有过时，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现实意义”——由此，孙万勇找到了70多年过后，品读西柏坡的新视角。

从2019年初构思到书稿问世，孙万勇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成稿过程中，他尝试写出新意。

比如说，他尽可能地观照现实。“今天我们遇到的不少问题，党的建设上存在的沉疴新恙，如何有效地克服它，都能在西柏坡精神中找到借鉴。”譬如，在善于学习一章中，写了西柏坡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也写了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深入基层，不愿意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不良风气，以及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纸上谈兵”“虚谈废务”的坏风气等。

“过去的书要么是纪实的，把历史的线索挂起来；要么是理论的，重点研究西柏坡的精神。”孙万勇一反过去写法，以史论结合代替。 他还尽可能用生动活泼的笔法、讲故事的形式，夹叙夹议。围绕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多角度、多层面深入解读。

陈晋为此书撰写了序言。他阅读后表示： “作者总有一种观照现实的情怀。在每章评述中，有褒扬赞叹的，有抨击贬斥的，有质疑发问的，有纵论得失的……为了促进人们结合现实深入思考。”他认为“品”字耐人寻味，说明用了心，是“品出西柏坡的深度和高度”，并且赞这本书“好读”。

【访谈】

考虑全局性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最终选定西柏坡

读+：在延安呆了10多年，共产党为什么离开，还去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

孙万勇：这要从抗战胜利说起。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430万正规部队，飞机大炮的美式装备，打算用6个月时间把解放军主力全吃掉。来势汹汹，的确有些吓人。但6个月过去，人民解放军不仅没被消灭，国民党军队71万余人反而在8个月内被消灭。

于是蒋介石在1947年3月初改为重点进攻，企图占领延安，消灭西北野战军，进而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赶过黄河以东，聚而歼之。

延安，那可是中共中央居住了10多年的城市，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是抗战时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是明灯。边区军民们当然舍不得放弃，可是满打满算，延安周边的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人，蒋介石那边25万人，这个仗怎么打？

毛泽东倒很沉稳，提出“人地得失论”，主动撤离延安。等军民们都撤离完了，毛泽东还没走。当时一颗重磅炸弹在王家坪的院子里爆炸，气浪冲进了窑洞，击倒了暖水瓶，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彭德怀一再催促，毛泽东才离开。

1948年4月21日，时隔主动撤离1年零1个月，西北野战军还是打赢了仗，收复了延安。但是中共中央没有再回延安，而是开始考虑全局性的战略进攻，寻找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但毫不避讳地说，选择哪里，最初是朦胧、不确切的。

曾经是首选承德的，因为它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与苏联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又是解放区。然而，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交通干线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显然承德不合适了。后来，还有迁到离南京很近的淮阴的打算，但很快，蒋介石撕毁会谈纪要，悍然向解放区进攻，淮阴也就放弃了。

读+：是谁看中的西柏坡呢？

孙万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央工委完成的这个任务。当时的设想，是一个交通比较便利，却又不在大平原上，同时适合中央最后指挥大决战的位置。

他们派了3位年轻军人去找。四处寻觅，上坡过沟，仔细观察，最后不约而同看中了一个河水逶迤、绿树环抱的小山村。三人不敢耽搁，马上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朱老总也很慎重，又派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亲自实地勘察，最终确认这个叫“西柏坡”的地方。

有人说，西柏坡是一块福地。实际上，花落西柏坡，是多因素比较、考量的结果。后来，中共中央机关辗转10个月才到达，就这样，西柏坡成为了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读+：西柏坡到底怎么好？

孙万勇：它地处太行山中，易隐藏，前临滹沱河，一条路沿河蜿蜒向西直达太行山深处，向东直下华北平原，沿途一重重山梁，就像一道道石门扼关锁钥，进可攻退可守，天然适合兵家设营升帐。但它并不封闭，用百度地图工具测量，离此90多公里的石家庄地处华北平原交通十字线上，有较为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服务设施，可以提供坚强的护卫，有力的联勤保障。

这一带的人们淳朴善良，有正义感，早早就形成了革命老区坚实的群众基础。老百姓的人心所向，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当时蒋介石一直想找到这个指挥所，虽然知道在石家庄附近，但始终找不到准确位置。

西柏坡还宜居，聂荣臻说它是晋察冀的“乌克兰”。毛泽东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登山俯瞰全貌，感叹果然是个好地方，夸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

革命最大的转折，还是人们思想上的

读+：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只呆了10个月，和漫长的革命历程比，算很短的。但人们对西柏坡时期的描述，往往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在一个设在普通农家屋的、体量这么小、人这么少的指挥部，它的转折有什么特殊地方？

孙万勇：党史上，曾有几次转折，都是被迫的，都是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后才有的。但西柏坡时期的转折，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后自觉主动的转折。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记载重大历史时刻的照片，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在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没有开怀大笑，而是一种欣慰、庄严、肃穆的神态，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忧思。

还有，毛泽东在进京“赶考”前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一共讲了10个问题，其中讲到革命胜利形势时，只占了1/10的篇幅，其余9个问题，都是在讲胜利后的任务。他多次强调“工作重心转移”，“学会管理城市”，必须“力戒骄傲”，必须预防“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反复告诫全党，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

这就是自觉主动的重大转折。

读+：来到西柏坡后，算是走过最艰难的爬沟过坎期，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有时候仗都不用打了，喊一声敌人都投降了，为何还要主动转折？

孙万勇：因为共产党人没有陶醉，而是高度预见到，革命即将进入新阶段，新中国的成立，将让斗争环境、工作重心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往人们熟悉的，很多可能用不到了，而不熟悉的东西要求去熟悉并掌握它。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中来，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情况。

比如说，从人们熟悉的战争年代发展到相对陌生的和平年代；以往人们主要和农村里的农民、地主、富农、小商贩、手工业者打交道，现在要和城市里的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太太、小姐、地痞流氓相识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带来的全新的任务，变化何其之大，不转折怎么行？但是最大的转折还是人们思想上的。

读+：这种顾虑是否多余？

孙万勇：不多余，非常有预见性。有个小战士进入石家庄后，看到明亮的电灯，以为里面点着火，于是就拿根烟凑到灯泡上去点。有个战士两脚踩在马桶上方便，因为不习惯坐在上边。

更考验人的是城市里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进入北京前门大街、上海南京路、天津劝业场等闹市的战士，经常会遇到抛媚眼的妖里妖气的女人，也有不怀好意的人，故意把钱丢在地上，等着看我们战士的笑话。

国民党余孽纷纷放出话来，解放军可以打下城市，绝对管不了城市，他们怎么进来的，还得怎么退出去。

事实上，在胜利即将到来时，革命队伍内部也在悄悄发生思想变化。

西柏坡驻地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刚刚签署完一封电报，信步来到警卫班战士中间，询问大家，进北平以后干什么，有什么想法？有个战士说，进城之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毛泽东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另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是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尽管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从“不出门”到“不想再吃小米饭”，毛泽东再次察觉到主动转折、敲响警钟的必要性。

在西柏坡时期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深刻精彩又颇具警示意义的话，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

西柏坡开创了一个胜利时主动转折的新模式

读+：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说，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70多年过后，再次回味西柏坡的转折，有何必要性？

孙万勇：70多年过后，“轻舟已过万重山”，重温主动转折的精神，依然感觉温暖而亲切，依然可以做我们现实的指针。

西柏坡其实是开创了一个胜利时主动转折的新模式。它既不是惨败后的“从头越”，也不是突发事变的“惊回首”，而是主宰命运沉浮的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给了新时代伟大斗争重要的启示。

这是时间空间的转折，更是精神层面的转折，也是有所扬弃的转折。转移的是工作重心，转变的是斗争方式，但以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而且要继续传承弘扬，重要的是主动迎接新的挑战，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守成精神，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永葆共产党的本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转折成功的关键所在。

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给共产党人作为执政者的永恒启示：要保持一个政党的青春活力，延续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把握新的形势，主动迎接挑战，不断适时调整转变，力争有所作为。

如今进入新时代，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党人在新时期需要进行具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当时一样：过去已经熟悉的某些东西可能已经用不上了，很多新的东西急需去认识、去学习，掌握完成新的任务，观念要创新，发展模式要创新，科学技术要创新，对我们来说，这何尝不是又一场重大的转折？

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蜚声海内外，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下决心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发展的质量。不主动转折行吗？

一个成熟的政党，永远要有高度的预见性、深邃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当然，转折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赶考”。“赶考”正未有穷期，转折任重而道远。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