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次钱,你就懂了,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茶的故事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算账课心得体会1钱是每个人一辈子甩不掉也离不开的麻烦。
人际交往中,不谈钱,大家关系和睦,可一旦谈钱,关系就难免变得微妙。
有人借不来钱,怪你不够朋友;有人欠钱不还,说你斤斤计较。
一个“钱”字,是关系的照妖镜。
“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借钱开始的。”
借钱的“借”字,本身就代表着付出与亏欠,不只是向别人借钱会无奈,借出给别人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考验。
之前爆火的“大衣哥”事件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个道理。
大衣哥真名朱之文,因朴实独特的歌声在选秀节目里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这个穿件破旧的军绿色大衣,穷困潦倒的建筑工人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各种各样的人找他借钱,他来者不拒,都借了出去,等到后来才发现,这些借钱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还钱。
更过分的是,有些村民竟然得寸进尺地说:
“要想俺们说他好,俺庄上一人给俺买个小轿车,一人给一万块钱。”
以至于最后大衣哥说出:
“出名这些年,看清很多人。缺钱时或需要你帮忙时就跟你说‘咱们是一家人’,其实心口不一,甚至笑里藏刀。”
钱的事情都很大,大到能破坏一段关系,能让人心心念念放不下。
人品好不好,平日里看不出来,但借一次钱,你就明白了。
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借钱装孙子,还钱装大爷。
话粗理不粗,我们过去的借钱还钱经历,最能体会。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正如你没法让一个不打算还钱的人掏钱。
面对借钱,钱钟书的做法就很不一样。
过去,古典文学组的人来找他借过钱,他问借多少,对方答1000元。
钱钟书说:
“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不要来还了。”
他当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弟兄出车上街撞伤行人,于是找钱钟书借钱付医药费,问清情况后,得知需要借3000元。
他说:
“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这样的做法,看似纯粹破财,又解决不了对方全部的麻烦,其实恰恰相反。
一来可以减轻对方的负担;二来,对方不还的话也不好再借第二回;三来,若是对方不愿还钱,因为钱当送出去的,自己也不会那么难受。
自古以来,借钱还钱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借出后对方不还,只会平添自己苦恼,相反,钱钟书对半送出,自己不会为之苦恼。
若是不还,权当花钱买个教训,认清一个人的人品;若是还钱,那没有损失,皆大欢喜。
《红楼梦》里有个刘姥姥。
因为家里闹饥荒,不得已来到贾府“打秋风”,借着祖上的一些交情,贾府难得慷慨,借给一些银子,让她得以活下去。
第二年的时候,收成好时,刘姥姥还特地给贾府送来自己种的瓜果蔬菜,虽然东西不贵,但却让贾府众人感受到那份心意,就连王熙凤也被她感动了。
这一件事,看出了刘姥姥的感恩,但更感恩的事情还有。
后来贾府遭难,凤姐的孩子流落到青楼,是刘姥姥变卖家财,想尽办法把孩子赎了出来。
刘姥姥在书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却因为这些事情,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待钱的方式,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做人基本的原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处世的风度。
但借钱后心怀感激,记得别人给出的好,这是一个人的人品。
政论家邹韬奋说:
“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谊的障碍物。”
金钱是绊脚石,绊倒不可靠的人。
钱很重要,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基本的原则和处世风度,以及那份跟随一辈子的人品。
面对钱,无论借钱还是还钱,借出钱或是向别人借钱,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好决定。
其实只要牢记三点,对待钱上,就可以避免许多的错误。
01 再仗义,也要留够生活钱
成年人的安全感,都是钱给的,无论关系再好的朋友、同事,你再仗义,都要有个尺度。
人是要过生活的,你借钱给别人,自己也得开销,面对借钱时,若非特殊情况,最好有所保留,别把自己的底子给掏干了。
唯有手头有“米”,心中才不会慌。
02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生活中多的是借一次不还,又来借第二次的人,甚至有的人美其名曰“下回一并还你”,其实更多是为了借到钱随口一说的借口。
借一次钱不还,催时推三阻四的人,今后远离些,不要给自己添麻烦,更不要再借第二回,除非做好了不需他还的心理准备。
反而那些有借有还的人,多数时候会更让人愿意相信。
03 雪中送炭可以,锦上添花关门
每一份人情都是一种负担,有担当的人不会轻易开口向人借钱,唯有真正揭不开锅、需要钱救命,才会不得已开口,这样的人,一点微薄之力,能帮则帮。
反而是那些把借钱当做寻常的人,买个手机差几百,买个车子差几万都能随口提出借钱的人,要格外警惕。
一个人唯有对借的钱,能感到那份沉甸甸的重量,他才会意识到,这份仗义是要还的,这份恩情,更是还不完的。
人生几十年走过,大体上,我们借过钱,也催过别人还钱,个中尴尬,自己最能体会。
亲兄弟尚且明算账,往后的时间,若想活得舒坦,一定要做到财上分明。
可靠的人能借,救命钱能借,有借无还不借,锦上添花不借。
财上分明,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与君共勉。
作者简介:杯小茶,您身边的茶专家。有趣又有料,陪你喝好茶!首发于渡兰(ID:dulantea)
算账课心得体会2过年期间的某天,一位亲朋发微信给我,说“真就怀疑自己是捡来的孩子”。我差点儿以为出了什么爆炸性新闻。原来是她和自己的父母拌了嘴,她父母一气之下从她出生到她结婚生子,一笔笔的钱财投入与付出是仔仔细细和她清算了一遍。
中国家长喜欢和儿女算账似乎是一种“通病”,对于80后、90后来说更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因为80后、90后的父母往往本身还会有兄弟姐妹,所以和自己算账的就可能不只是父母了,还会有三大伯六大爷七大姑八大姨前来助阵甚至是亲自上阵;另一方面,这“账”一旦要是算起来,真可达到事无巨细的地步。整到有时候都会产生惶恐:自己莫不真的是“捡回来的”或者是“充话费送的”。当然也会不禁而问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总是喜欢和自己的儿女“算账”呢;二、为什么我们父母的兄弟姐妹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参与到这种“算账”当中。
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及经历而造。上升到可作为通用性的解释,我的答案是:可说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或者说是潜藏在骨子里的基因习惯。借上元节这天就随笔说说吧。
我们民族的文化与思维诞生在大江大河文明之中,权力与威望的集中与专制,既十分必要也十分自然。所以大家长制的作风从华夏文明的伊始就成为了传统与习惯。同时,广茂的平原地带,使得血缘关系的建立与互动较为容易和方便,也使得包括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维护在内的一切法则都是建立在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纲要之上,造就了我们民族在处理问题上习惯性的首要遵循是“伦理”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我和学生们开过这样的玩笑,只要是你们和父母产生分歧,父母的解决思路向来不会是从方法或技术层面去探讨问题发生的因素和和谐解决的可行性方案,而是会以父母的“含辛茹苦”以及当“无计可施”时用长辈的身份施压作为他们为你“好”和他们比你“对”的“铁证”。O(∩_∩)O所有的同学对此都表示出了高度的同意和认可。
我们民族这种模式的关系所被培育的土壤,生于商周时期。这是中华文明的大变革时期:在物质层面,确立了以农为本;在精神层面,从祭祀文明转为了礼乐文明。前者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下,家庭成为了基本的生产单位;后者在宗法制的体系下,宗族成为了社会基本的管理单位。在血缘关系的架构下,社会的基层关系牢固且稳定。个人和家庭既受制于宗族的威权但也得益于宗族的庇护。小农经济下的家庭,在生产上是低效和低产的,所以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延伸到其它层面,其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是十分有限和孱弱的,家族或者宗族的帮助甚至救施往往直接能够关系到个体家庭能否顺利生存下去。此外,在以乡村作为基本行政区域的华夏,个体的教育培养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支持也是需要家族或者宗族进行协调和提供的。所以,当个体有了名望和实力的时候,对其家族或者宗族也应该积极地做出付出和贡献被赋予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构建在“施恩”与“感恩”认知中的交互性关系。只是,对于个体来说,他可能面对的困扰在于被要求“感恩”的层度会超过他可以承受的限度,比如那个因离经叛道而青史留名的李贽,可说是大受苦于此。所以你的叔叔伯伯姑姑能够 “天经地义”地对你的事情“指手画脚”是这种“恩德”式的交互性关系深刻于我们的文化和伦理中的历史传承和基因延续。当然,延续下来的也有家族成员间“自然而然”互助的优良传统和习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血液性而来的。只是,若掺杂于各种关系与思量后,才令人顿挫的复杂与智昏。
我们较为容易理解和认可亲戚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因而也就容易主动性地去忽略和忘却当中所会产生的不适和排斥。而对于父母向子女“算账”,我们的理解和认可就会变得十分的困难。绝大多数人会从人伦的角度将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同样视为“天经地义”。它缘起于惯常地将“父性”、“母性”认知为“天性”。然而,没有任何人一生下来就成为了父亲或母亲,或者被冠以“父亲”或“母亲”的名号。一个人成为“父亲”或“母亲”的前提是孕育出了或者实际拥有了自己的子女,他/她才能够具有了“父”/“母”之“名”。所以,是父母生出了子女,也是子女“生出了”父母(由此,除去血缘与基因,生父母和养父母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那么,除了被固化所认为的“天性”,我们也不应该拒绝承认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存在着的交互性关系。“父慈子孝”与“子不教父之过”,就形象地说明了父慈子、父教子与子尊父、子孝父的对应一体;若反之,也会是对应一体。所以,从汉武帝时起,独尊了的儒家思想,成为核心建构的中华伦理道德观。其向来就不倡导“愚忠”和“愚孝”,而是主张“德治”和“德育”。
不同于亲戚以及更遥远点的家族或宗族的交互性关系那么鲜明,父母对子女之间关系存在“天性”和“交互性”违和化的交融,当它需要进行互动的时候,就只可能呈现出生硬化和宣泄式的表达。而与子女“算账”,在含有足够具体化性质的同时,还完全够得上儒家品行所贯彻追求的“以德服人”。
于是,在历史上便已成为了中国的父母辈与儿女辈互动的常规性操作,还衍生出了“养儿防老”观念这类的副产品。
历史性的事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被很好地接纳。但在被父母“算账”上的反应激烈则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附在里面。如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对父母的“算账”比较敏感的,大多是80、90后的子女们。这是因为80、90后正好处在了中国全面化迎向国际和中西文化深入化交壁碰撞的时期。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夹杂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下,不可避免地混肴着中国的传统化思想与西方的现代化(近代化)思想的交织。一方来自于自身所处的生活土壤,一方来自于历史所趋势的复杂方向。加之80、90后又多为独生子女的特殊身份,有了充分的“自由”,亦有了不充分的“适应”。所以,更愿意靠拢“小家庭”化的意识和追求独立、自由、多爱、低压、轻松的空间。也因此,更倾向将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清楚的相互隔离。父母对自己的“算账”,让80、90后感到了“物质性”与“精神性”(或者说“情感性”)的混淆,与其们向往的观念产生了分离和偏差。
同样“混乱”的还有80、90后们的父母,在资本化逐渐占据人心的当代,他们中的多数,无论是表现对子女的关怀,还是表达对子女的要求,最终都以“金钱观”作为了一种可外显的传递和标准。
所以,矛盾便在于此了。
2021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电影非《你好,李焕英》莫属了,我想80、90应该会尤其爱。因为电影让人破防不只是片尾那个大反转,更是影片呈现了一个对子女无苛责、全包容、几乎零要求,唯一的愿望是女儿能够健康快乐就行的母亲形象。也许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母亲吧。但我不算其中之一。
年前,我的母亲病逝了。我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翻看了她的日记。有一篇,是这样的。她去买治病的药,觉得太贵了。她想赶紧好,就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接着,又盘算隔一天吃一次药能够省下不少的药钱。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这么做了。又想到她在病重意识还清楚的时候,曾这样对我说,她可能留不下什么钱给我了,都看病看掉了,让我千万别怪她。父母在跟子女“算账”的同时,也同样会跟自己“算着账”吧。
曾看过一篇文章,它的主旨意思是,要使家庭获得幸福感,顺序上要优先小家庭再考虑大家族。我想,作此文的人显然没有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延续下来的亲缘认知。后来当我看了已病故母亲写的日记,我才发现自己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所谓理性思考都是极容易被破防的。
算账课心得体会3来源:解放军报
原标题:一场生动的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也迎来了政治教育的春天。
1998年,我在某集团军宣传处当教育干事。年初,军区在集团军所属一个团进行利益观教育试点,我亲历了这一教育的全过程,启示良多,久久难忘。
改革开放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利益”二字特别是个人利益问题很少触及。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了,经济发展了,人们对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个人利益也不再羞羞答答。当时,十五大在深化改革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引发了一些同志对利益问题的更多思考,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如何看待军人的得与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回避不了、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利益观教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教育展开前,军区、集团军及师团组成联合工作组,展开了大面积思想调查。利益问题不碰则已,即碰即响。调查中,官兵有说不完的话,问卷调查时,有的同志把卷子写满了,又附上纸陈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的同志在“碰”情况时,集团军宣传处的蒋鹿处长说:“禁锢得越久,爆发越强烈。”从反映的问题看,关注点多,有的还比较尖锐。比如,提倡无私奉献与坚持物质利益原则是不是一致的;部队要求过紧日子与地方提倡快速致富过好日子是不是合拍等等。从问题成因看很复杂。干部战士家庭状况不同,思想认知不同,对利益的态度和追求也不尽一致。从工作表现看,一些干部战士把个人得失的计较迁移到了对待事业和岗位的态度上。问卷中,在回答如果可以任意选择走留时,110名基层干部有62人愿意转业,占56.49%。一些官兵干工作图回报的心理比较重,“情况”看好干劲大,“希望”不大悠着干,甚至个人目的达不到就闹情绪。
调查摸底搞完了,教育应该怎么搞,成了工作组和各级领导思考的又一个问题。大家分析感到,官兵提出的问题大都没有现成答案,上课应该讲些什么,不很明晰;在利益问题上,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一个药方难以包治百病;思想问题与实际困难相互交织,一味地采取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办法,可能通不了、通不下去,教育必须入情入理、情理并融。基于上述分析,工作组和师团领导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共识,组织官兵进行自我教育。这个教育的思路是,发动官兵把心里话讲出来,把思想上的疑惑摆出来;疑惑和扣子怎么解,让官兵自己找答案;通过讨论辨析,启发觉悟,共同提高。在后来的经验总结中,对这一做法概括了4句话:问题大家摆,是非大家辨,疑点大家帮,共同受教育。
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到底行不行?一开始大家心里没有底,特别是团领导顾虑很大:敞开了思想,良莠不齐的东西摆一大堆怎么办?辨析到最后能不能辨出我们想要的结果,甚至担心把官兵思想搞乱了,搞散了。面对这种担忧,记得当时军区宣传部的李处长讲了三个相信:相信官兵的基本觉悟,相信这几年政治教育打下的底子,相信各级组织和干部的引导能力。最后,时任军区宣传部的王文宪部长一锤定音:下决心做一次改革,运用思想辨析代替上大课,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
放开并不是放手。辨析讨论前,工作组的同志梳理了党的领导核心关于革命利益观的有关论述,发给官兵组织学习;编写了《革命军人利益观教育动员提示》,提示看待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把改革开放和部队建设的成就成效通过数字、图表等形式搬上橱窗,印发班排;组织官兵到驻地的徐向前故居、阎锡山旧居进行参观,通过两个宅院的对比,认清两个阶级的利益观。
没有禁锢的思想最真实,没有框子的表达最生动。在辨析讨论中,战士的肺腑之言引发思想的撞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一连参加辨析会时,一名战士讲: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要顾大局、讲奉献,而社会上处处都在讲金钱,讲利益驱动,我们战士只有几十元的津贴,付出的都是无价的青春年华,难道不该讲些个人利益吗?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个同年兵站起来说,我有不同看法。徐向前一个开国元勋,战功赫赫,他的故居却是那么几间简陋的房子。和徐帅相比,我们的付出不是沧海一粟吗?作为新一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弘扬先辈的传统美德。
片刻之后,第三个战士说,对这个问题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回家探亲时,他为了省下五角钱去坐大车,被中巴车售票员戏称为“穷当兵的”,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如果我一个月拿四五百元,不要说坐中巴,打的也没问题,就不会这么丢人了。
这个故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开始热闹起来,大伙儿交头接耳,每个人都有话想说。这时,又有一名战士站起来说,我也讲个故事。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他说,前不久我探家时在火车站订票,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冲着人群问谁是解放军,我跑过去拉着大娘的手说我是解放军。她用手摸了摸我的衣服和帽子,确认是解放军后,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在我手里,让我帮她买票。这名战士用自豪的口气说:“亲爱的战友们,军人在人民心中是有分量的,当我们穿上军装时,不仅是一种奉献和牺牲,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顿时,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发言中,有讲切身体会的,有算账对比的,有争论辩驳的。主持人进行小结时,综合大家的观点和看法,把思想统一到拥护支持改革上,统一到军人的奉献“献”有所值上。
部队的辨析讨论热火朝天,工作组的同志也像在组织一场战役,指挥一场战斗。白天分头参加辨析讨论,晚上召集会议综合情况,把辨析讨论的成果梳理出来。除此之外,军区工作组的同志每天都要开几个大大小小的“碰头会”,不停地汇总情况,集思广益,不停地想点子、出招数,对工作的“上心”程度、严谨作风和不怕吃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践证明,这次教育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讨论辨析牵引官兵进行了一次自发的大学习。由于教育把“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官兵既当学生又当先生,真正成了教育主角。为了教育自己,也为了说服别人,官兵们自加压力,认真学习和思考,有的把前几年的报纸翻出来,仔细查阅资料;有的到地方图书馆借来理论书籍阅读;有的走在路上、坐在饭桌上也在谈论教育内容。
讨论辨析让官兵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思想的碰撞所收获的不仅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还积淀了认识问题的辩证思维、科学方法。用团领导的话说就是“鱼”与“渔”兼收。大家在利益问题上站得高了,把个人得失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看得远了,懂得牺牲眼前和局部利益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想得全了,充分认识到军人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消除了一些同志在待遇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失衡心理和埋怨情绪。这种“高”“远”“全”的思想方法,不仅是解决利益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强大武器。
讨论辨析激发了官兵敬业奉献的精神动力。一些觉得付出多、吃了亏、劲不足的同志,感到过去在利益得失上账算错了,理认歪了,主动检讨了在敬业精神、工作姿态上存在的差距。教育期间,部队自下而上推荐好人好事。点点滴滴见精神,件件好事扬正气,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干劲得到有效激发。
讨论辨析还增进了官兵情感。平等交流让官兵打开了心扉,不仅交流了思想,也交流了情感,相互之间的理解多了,信任多了。一些干部听了战士家庭的困难,感到自己对战士关心不够,积极为战士办实事、解难题。一些战士理解了干部的苦衷,主人翁意识也大大增强,更加关心部队建设,更加支持干部工作,形成了团结友爱、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这次教育改革使我深深感到,尊重官兵、相信官兵、依靠官兵,真正让官兵成为教育的主人、成为部队建设的主人,确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大法宝。(张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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